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宋代隐逸词中凸现的自由意识
作者：张 兵 李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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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追求，也需要一种修养，一种精神上的修养，一种化释种种烦恼的心理调解，使自己摆脱‘物’的奴役和缠绕，处于一种自醒、自明的精神状态，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所以，从庄子开始，士人们就一直在追寻着心灵的自由，而宋代隐逸词人则真切地体味到了这种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心灵的自由，而且通过隐逸词向世人展示出这种高妙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由此也就有了诗化的人生，有了从诗化人生中流淌出来的高妙的诗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堪称是隐逸词中抒发心灵自由的典范之作。可以说宋代隐逸词歌颂自由、追求自由的词心凸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由意识。
在古代中国士人务实入俗的追求中，在中国文化长河中，隐逸文化从没有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但隐逸文化却在主流文化的中间地带或其边缘或隐或现地展现其魅力，持久而顽强地推动了历史的自由进程，显露出生命本体的自由意识，构建起了士人的精神家园和深层次的灵魂归宿。“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作为主流文化的超越和反叛，隐逸是生命与人性的寻找，是以自由时空为目的的。“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候。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哀。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机关。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辛弃疾《行香子》）老来识破名缰利锁，遂获得了自由之身自由之心。在经历了世俗的种种离乱之后，他们的心境渐渐趋向自然平淡和意趣高远，以期在调和了人与自然，情与理关系中达到一种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形迹和现实的心灵自由，使精神从世俗的私欲和社会政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这里，隐逸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还包含理智的呼唤。
在隐逸词中所表达的当个体的人不适应整体社会时，生命个体的理性抉择则支撑着文人实现隐居的理想，而这一追求正是文人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在追求隐居的过程中，生命的个体经过认真的思索与灵魂的拷问，经过艰难的抉择与裂变，凤凰涅槃般地在生命个体乃至于生命本体和社会以及俗务间肯定了个人的行为而否定了社会。有了对社会的醒世认识和彻底绝望的情怀，彻底地摆脱物累、摆脱社会而追求个体自由才成了生命追求的底色，隐居也就洒脱了几分。从“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述怀》）的希企归隐逸，到“拂晓拏舟去，细看荷花垂露”（张《昭君怨》）的亦官亦隐，再到“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鼓双楫，浩歌去”（蒋捷《贺新郎》）的彻底归隐，正是文人对自身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自己人格独立意识的过程。隐居不再成为一种单纯的逃避，而是文人的一种人格理想，一种精神追求，有了这理想和精神追求，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于是他们的隐逸诗文就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而宋代隐逸词人所追求的那种超逸隐世的情怀，并不是隐居深山老林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像苦修的僧道那样心如枯井寒灰；渔樵农人、小舟风帆、茅店酒招、人家几落、行人三两，关注清幽、宁静、淳朴的自然，观照物我合一的生命境界，以客观环境为依托，借回归自然以走向人性的自由，隐逸中追求的自由情怀和文人潜质中蕴藏的中国古典山水情韵，在真实世界中找到了寄托自由的载体：“掩柴门啸傲烟霞，隐隐村峦，山上仙家，楼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客分茶。”（张可久《折桂令·村庵即事》）词人笔下的隐逸生活是多么悠闲适意，它寄托了词人们那种超脱尘世纷争、融入温馨大自然后获得心灵恬适安宁的情怀。再如杨万里《好事近》：“月未到城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城斋五月，隔一庭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表达了词人对隐居生活的热爱，对山河胜境欣赏赞叹，对美好未来热情憧憬，流露出一种怡然自得的心绪。“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世不相关”（陆游《鹧鸪天》）的闲云野鹤、萧散自得。
梁漱溟先生曾将隐逸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三条：“生活上是亲近和喜爱大自然；经济上是淡泊自甘，不理财利；政治上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宋代隐逸词对隐逸文化中潜藏的自由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观照由此也可窥见一斑。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