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似火朝霞烧长夜

作者:康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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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与她自由结合的丈夫,她是有很深的感情的。面对丈夫的有病之躯,她充满了怜悯,不想让他受到伤害,但她不愿为此牺牲一切。汪文宣是一个同妻子、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为着不伤害别人而自我破灭的男人,他爱她们两人,但她们自己却好比仇敌,母亲和妻子的对立折磨着他,他又没有内在的力量,也许是没有在两个女人之间选择一个的欲望,他并非同意母亲对树生的谩骂和指责,也并不认为妻子有错,只能尽力地敷衍。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最嫌厌丈夫的一点就是他的软弱,在她与汪母之间充当老好人;在工作单位,汪文宣窥伺上司颜色、远避同僚、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为了追求幸福,她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家,但她也始终担负着对这个家的责任。对于汪母,小说中许多情节表现了这对婆媳之间的争吵和怨恨,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矛盾正是这个家庭悲剧的真正根源。其实,曾树生并非喜欢与汪母纠纷,她们都以自己的主观爱着汪文宣。汪母的思想意识还在旧社会,因而对有着新思想的媳妇抱有反感。同时她对儿子的爱有一种强烈的独占欲,面对收入丰厚,充满青春活力的儿媳,骂她是“花瓶”“姘头”,这对于曾树生这样一个年轻、热情的女人来说,是不能没有怨恨的,但是在这里更多的是埋葬了理想的焦虑和困惑,更有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孤独和失落。对于儿子小宣,小说中很少写了她对儿子直接的母爱的流露,只是感到他们缺乏应有的母子之情。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的亲近感,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 面对一个比他父亲有更多的暮气,对她冷若冰霜的“小老头”,作为母亲的曾树生感到了伤心, 但她始终担负着儿子的一切生活和学习费用,主动挑着做母亲的重担。巴金看到“留守家庭/走向社会”,“相夫教子/冲出家庭”等等,构成了中国女性不可解脱的矛盾,作品通过对曾树生内心世界的描写表现出女性在思考自身生理与心理特征时,对自我的矛盾性的把握。
  通过考察《寒夜》的版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最早在《文艺复兴》第二卷第六期陆续发表,全书结尾最后一句话是:“夜的确太冷了”,而一九四三年三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寒夜》单行本时,巴金在这句话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她需要温暖”,此后各版的末句均为后者。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时,把阅读视角从人物个人的情感世界投向整个社会时就会发现小说结尾“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是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这不只是对曾树生个人悲剧的同情,更是对那个时代所有不幸女性的关怀,巴金已经将女性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环境中,探索女性与社会的广泛关系,是关爱女性的具有现代性的呼吁和呐喊。
  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终于意识到她真正爱的是汪文宣。直到抗战胜利后,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出乎她的意料,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这时她才在寒冷的日子迈出了踏实的一步,准备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现实的生活境遇把她推到了“花瓶”这条路上,为了实现她的理想、追求,这是她可选择的唯一一条路,但是她追求的所谓热情的生活除了极度的享乐之外,她又有什么幸福和自由可言呢?她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苦闷和空虚,但她对这种苦闷的真正原因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小说的结尾描述了现代女性的处境:她们从过去的家庭妇女角色走到了“花瓶时代”,也从家庭走到了社会上,然而现代城市女性的处境却极为尴尬,她们或成为男性的玩物,或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神圣的爱情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闷之中。巴金在谈《寒夜》的创作时曾说:“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可见,巴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现代女性在角色认同上的悲剧。正如“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庐隐写道:“但是,花瓶们,且慢趾高气扬,你就是一只被济慈所歌颂过的古希腊名贵的花瓶,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的粉碎呢?”曾树生的悲剧结局代表了当时一批城市女性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如果仅仅将妇女的解放理解为有多少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不能真正表明妇女的解放,这是“五四”以来有关女性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和模糊。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境遇进行了深刻的质询,对于我们而言,当今女性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仍值得读者思考。巴金认识到现代性的追求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在现代女性身上,传统并不是回到家庭,回到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形象上面去,现代性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冲出家庭,恋爱自由的女性的解放,而是在于女子对自我的正确认识,是否发挥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个性。“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既是对造成女性如此悲剧的社会环境的控诉,更寄予了作者关爱女性的温暖的呼唤。正如巴金所说:“我喜欢这本小说……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曾树生的路并不是女性的出路,但她的错误给我们提供了对女性解放,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正确位置的思考,只有当女性对自我有了正确的认识时,靠自己改变生活时,才是黎明到来之时。
  《寒夜》中提出的对现代女性出路的问题是巴金向那个时代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是对社会和时代的某种忧虑,也是敏感性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具现实意义。它给予的关爱女性的呼吁宛若漫漫的女性解放之路上隐约可见的一缕似火的朝霞,指引着走向光明的路,让我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温暖的阳光。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导师曾绍义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谨向他深表谢意!)
  
  ①②贾植芳,陈思和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498页。
  ③芾甘:《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版,第176页。
  ④《巴金中篇小说选——〈寒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以下所有《寒夜》原作引文均出于此版本。
  ⑤⑥⑧《巴金论创作——〈谈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295页。
  ⑦庐隐:《庐隐选集——〈花瓶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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