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在沙漠里寻求润泽的心情
作者：石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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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野菜》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最初发表在当年四月五日的《晨报副镌》上，后来又先后收入周作人的自编文集《雨天的书》（１９２５年初版）、《泽泻集》（１９２７年初版）和《知堂文集》（１９３３年初版）中。显然，这是为他所喜欢的一篇小文章。
正如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开头写到的，儿时生长的浙东，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为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十几年里，朝夕会面，遂成相识，虽然离去，别后有时也会想念到它。写作《故乡的野菜》的缘起，就因为想到了它。
本来，在春天的北京，是很容易想起故乡江南来的。周作人有一篇写于三十年代的专门讲北京的春天的文章，就是从记忆里的江南的春天写起的。与江南春天的润泽明丽相比，北京缺少水汽，使春天减了成色，而且因为气候变化较为剧烈，春天似乎也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它是夏天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教人有时来不及尝它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不像江南，有很长一段时间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徜徉”。这样的做了比较之后，周作人在文章末尾写道：“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所以，当听到从西单市场买菜回来的妻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的时候，作者便很自然地想起常常能够吃到各种野菜的春天的故乡来了。
可是，如果我们将写于同时，并且收录集中的时候也都是相邻放置的另一篇短文《北京的茶食》放在一起来读，当能更好地体察周作人当时的心境。
在《北京的茶食》里，周作人反复感叹：来北京的十年里，还不曾寻到过好吃的点心。而对于一个建都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古城来说，“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上，“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将精致的点心与一种文化的成就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叹，并非“全是为了贪口腹之欲”。
在后文里，周作人又以同样向往的口气说起了西四牌楼以南的一家老字号的店铺前丈许高的独木招牌，说那上面模糊阴暗的字迹总是引起他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这是一句很为周作人招徕非议的感叹，以为他终于跌落到“复古的反动”的心境里去了。其实不然。在与上面两篇文章写于同一年年末的《生活的艺术》一文里，周作人引用斯谛耳博士在《仪礼》的序中的说法来解释他理想中的“礼”。斯谛耳博士认为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而“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①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这里，周作人和斯谛耳博士看重的都是“礼节”背后人的善感而博大的心灵。同样，周作人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指的即是丰富而充实的内心生活。
可是，“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那种“安闲而丰腴的生活”，也终是幻想吧，“千年以来是不会有的，却也不能说千年以前一定有过”。而在“干燥粗鄙”的中国生活背后，是同样不堪的中国人的心灵。比如，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提到，他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这种模仿的伎俩，在写于一年前的另一篇文章《模拟的国货》里，周作人就曾给予过痛斥。当时国家主义者打着“排斥日货”的招牌，来提倡使用国货。可是，他们的所谓“国货”，从包装样式直至品牌名称都与外国货很相仿佛。当想明白这容易混淆的地方正是国货家的本意，周作人不得不承认：“我们于此可以看出中国国民的创造力与自立性的缺乏，所丰富者只是空虚的傲慢与依赖与嗜利性这几样罢了。”他接着非常恳切地说：“我也赞成提倡国货，不过国民非先养成科学知识、工业技术和商业道德不可。像现在这种办法，徒自表现其国民性之卑劣，真是要顾国家面子的爱国家也是不能赞许的罢。”如果说这种恶劣的模仿并不是我们普遍的心灵状态，那么，无力为旧文化重造辉煌，也无力承受新的文明的光芒，应该是普遍的实情吧。一九二四年的五六月间，周作人因为讲学，曾短暂地离开过北京，去了一趟济南。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济南城，倒是有一些愉快，可也有一些别样的感触。刚到济南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坐洋车进城，一路上看见许多店铺都关了门，是上着旧式的排门。第二天下午再出去的时候，才看到城里有好些地方也已经改用了玻璃门，同北京一样。玻璃门当然比排门要便利，但在周作人看来，还是旧式的铺门较有趣味。这是因为现在的玻璃门大都是粗劣潦草，如一切的新东西一样。是我们的“轻率凌乱”将它本身的美观破坏了。
至此，我们才能够体会周作人说着“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限”时的心情。在粗劣的茶食背后看到了心灵的无力，先是希图用文学来进行“心的革命”，既而又想为中国重建“生活法”的他的失望，以至于失败感的产生，当是必然的吧。
在《北京的茶食》结尾，周作人用“彷徨”二字来描述他在北京十年的心境。这时，在沙漠般枯寂的古都彷徨无依的他，是会想到稍为从容腴润的故乡的春天的吧。更何况在那里曾有着“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
这里的工作说的是采荠菜。妇女和小儿各拿着剪刀和“苗篮”，蹲在地上搜寻，孩子们还唱着歌谣。生活中游戏的分子，一直很为周作人所看重。在写于一九二四年立春那天的《花炮的趣味》里，周作人纠正了他最喜欢的一个思想家蔼理斯（Ｈａｖｅｌｏｃｋ Ｅｌｌｉｓ）在《人生之舞蹈》（Ｔｈｅ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１９２３）里对于中国人的赞美。蔼理斯说，火药的正当用处是在于做花炮，造出很美丽的东西，而并不在于杀人；与欧洲人相比，喜欢花炮的中国人才是完全了解火药的这个正当用处的。他由此赞赏中国人性格及其文明里的“游戏的性质”。周作人也很赞成蔼理斯对火药用途的认定，可是他不得不纠正说：“只可惜中国人所喜欢的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即进一步说，喜欢爆竹也是好的，不幸中国人只喜欢敬神（或是赶鬼）而并不喜欢爆竹。”那空中丝丝的火花，点点的赤光，或是砰訇的声响，是很可以享乐的，然而在中国人却是没有东西，他是耳无闻目无见地只在那里机械地举行祭神的仪式罢了。中国人的特性是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征。只有小孩子还没有麻木透顶，其行为稍不相同，他们放花炮——虽然不久也将跟大人学坏了，此时却是真心地赏鉴那“很美丽的东西”。同蔼理斯一样，周作人也肯定“这种游戏的分子”，认为它使得生活充实而且愉快，应被充分保存。
就像在精致的点心上看到的是心灵的创造美的能力一样，周作人在这种趣味的游戏的心情里，看到的也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他因此赞赏这些能够在日常的工作里寻找到趣味的人们；并从他们的工作开始，满心欢喜地回忆着荠菜马兰头、黄花麦果糕、紫云英和“上坟船里的娇娇”带给儿时的快乐。
为儿童的心灵保留住自由成长的空间，一直是周作人希望做到的。一九二零年，他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文章，纠正中国历来对于儿童的错误理解，指出不应再拿他们当缩小的成人对待，而是肯定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与此相应，儿童教育也不是“圣经贤传”的灌输，而是依了他们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在文集《自己的园地》里，他又先后写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法布尔昆虫记》《玩具》《儿童剧》《儿童的书》等一系列的文章，呼吁作家们供给儿童“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以便他们建筑起自己空想的世界；指出教训的文字，哪怕是用真实来做教训，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因为只有那“没有意思”而有意味的童话，才是儿童精神上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给他，这个缺损永远无物能够弥补”。
可惜中国教育向来看重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更何况在儿童的教科书里加入了军国主义等恶劣的教训，是周作人正处身其中的现实。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当一代一代的人都被扼杀了他们童年的空想，谁还能有那“领解万物感受一切”的心灵来为儿童创造故事，制作玩具呢？于是，周作人一面为故乡那些还能有紫云英的花球玩耍的孩子感到欣幸，一面也为只有紫云英的花球可以玩耍的他们感到寂寞了。他的寂寞就写在没有鼓吹的人家船头篷窗下露出的那点花束明丽的颜色里。
“在这博大的沙漠似的中国”，“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写着《故乡的野菜》的寂寞的周作人坚持说。
①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