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情感的“佛像效应”

作者:贾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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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背影》,是现代散文的名篇。对于这篇散文的分析和评论,十分丰富。我认为,《背影》之所以感人肺腑,除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之外,还在于作家能够充分发挥散文抒情的特质,将情感贯注于具体的“物象”,从而产生了一种亲情效果的“佛像效应”。
  人把情感注入想象,就产生了神,产生了佛像。佛像是一种理想和寄托,既是一种熠熠闪光的境界,又是精神赖以依附的摇篮,所以佛像便产生了效应,于是人们再反过来去塑造人的形象,使之有佛像效应,用佛像的神光照亮艺术的境界。苏珊·朗格说得精辟:“艺术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所能感觉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到的形式……是情感生活在空间、时间或诗中的投影。”这个情感的、生命的投影,就是佛像,把这个投影寻找准了,描绘好了,表现足了,就会产生神奇的“佛像效应”。佛像,其实是一种情感的积淀和文化的凝聚。有的佛像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事物,如中国的长城,日本的富士山,埃及的金字塔……这种“神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神和佛的作用的;有的佛像是文学作品里创造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注入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已“超凡脱俗”,升华为神和佛的地位。
  从理论上讲,艺术是情感生活的意象,它不是抽象地而是十分具体地显示出生命之活力、情感或思想活动的式样。正如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所说,这种意象,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形式的意象。一切运动着的事物——河流、海浪、瀑布、烟云、生物的生长活动等——都有自己极为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由它们各自之特殊的运动造成的,艺术家领会各种人类情感的运动或变化规律,找到了它们的具体活动式样,将它们体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绘画的空间、色彩,音乐之乐音的流动等等),这就构成了艺术的表象。也就是说,艺术表现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形式的意象,这种呈示生命之活力、情感或思想的意象,也就是生命的投影。情感的力量是强烈的,能够震撼人的心魄,但它毕竟是抽象而空洞的,并没有客观的形态。所以,艺术表现情感,是赋予情感以形式,即通过其他的客观对象来表现情感。还是苏珊·朗格说得准确:“我们如何才能捕捉、占有和把握情感,从而使情感内容这种普通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意识呢?答案是:可以通过创造某种客观对象来达到上述目的。”于是,作家为了传达感情,便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去创造某种客观对象,以至于使这种客观对象呈现“佛像效应”。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种感人心魄,使人心动的父亲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了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背影就是生命的投影,产生了相当大的“佛像效应”。
  《背影》写的是父亲在车站给儿子送行的平凡琐事。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叙述,倾诉了充满深厚天伦之情的亲子之爱。父爱母爱,是永恒的主题,加上作者笔笔饱蘸神情,句句情牵意绕,又集全部情感于收魂摄魄的生命投影——“背影”,因而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引起强烈的共鸣。散文一开头就直奔主旨:“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有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在起笔破题中引起读者悬念:“父亲”的背影为什么会使作品中的“我”不能忘记呢?但是作者偏不立即展示父亲的背影,却笔锋一转,从祖母去世那年冬天写起,从北京、徐州、扬州写到南京,由远及近,其中四次提到祖母死去和父亲失业,使“光影黯淡”的凄凉气氛层层加浓。其中写“我”到徐州看父亲的场面,只用了“满院狼藉”一语,便令人推想出父亲急于奔丧的惨淡景象和悲凉气氛,都为后来的“背影”出现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在家中办丧事的经过写得很少,作者字里行间溢出一个情字,紧紧抓住情去写,以情感为线索,串起事件、场面、人物。为了增强情感的感染效果,对于祖母逝后带来的悲痛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祖母的死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悲痛,特别是对父亲的打击最大,父亲身负一家经济重担并处于失业困苦的折磨,除了悲痛之外,更有着双重的精神压迫。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可在那“祸不单行的日子”里,父亲见“我”“簌簌地流下眼泪”时,他却抑制了自己的悲痛,反过来安慰“我”:“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子情表现得细腻、真切,很能引起读者共鸣,同时,也是为后来的“背影”积蓄情感。
  浦口车站送行是全文的重点戏,为了烘托重点,又写了送上车、挑座位、买橘子等几个细节,集中笔墨刻画了父亲的背影,众星捧月一般地突出了背影。在突出背影的时候,作者是把父亲蹒跚地来回买橘子这一行动作为焦点立体地塑造了背影的形象,从而凝成了情感的高潮,追求到了背影的“佛像效应”。
  当背影将要出现的时候,就像太阳将要升起前布满了朝霞,神明将要出现前布满了灵光一样,作者仍做了很多铺垫,好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了写父亲对“我”的关怀、体贴,写到父亲本身已说定不再为“我”送行,先是再三嘱咐,后又不放心,一再踌躇,“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这些看起来似乎赘余,但却是后来纵身一跃的“助跑”。再写雇脚夫、挑座位、反复叮嘱,通过这些许琐事,把父亲的“迂”表现得非常充分,但这里的情与理的相悖,倒倍增其情,父亲越迂,仿佛越情真、意切,因而才更加感人。在这些描述中,并处处以“我”来反衬,使得父亲的性格更加突出。写送行时说“其实我那时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这一笔看来在不经意处,其实对于抒发父子之情非常有用,因为在父亲的眼里,儿子再大也是孩子,父亲的慈祥、可爱,便表现得很充分了。在写父亲和脚夫讲价钱时,以“我”的“聪明”来反衬父亲的迂和窘。在一次次的烘托、渲染中,凸现了老父在艰难时世中的朴实性格。文中一句反语:“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反衬父亲的可爱、可敬,抒情色彩甚浓。然后,作者放开笔墨来写买橘子:父亲一路上事事体贴、关怀儿子,对儿子爱吃什么水果当然了如指掌。于是便亲自去买。我们从买橘子的事件中,透视出了老父对儿子的爱恋之情,这是一个中心事件。作者匠心独运,做了各方面的艺术安排。为了写好买橘子时的父亲的背影,先设置了一个特定的场景。“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这对年老又发胖的父亲来说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利于表达儿子热爱父亲的心情,表现老父的爱子之心,当然也更显示出买橘子时的背影,看似平平,却平中见奇。平中见奇,方是文章高手。且看朱自清先生白描的背影:“我看见他带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蹒跚的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就流下来了。”多么难得的一段文字!就是这段文字,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为了塑造背影的形象,作者先描述老父的穿着,再细致地描写父亲过铁道、爬月台的动作,这些描写,都为背影塑造作了有力的铺垫。在过铁道、爬月台的动作中,又写了父亲体态的“胖”,双手“攀”,两脚“缩”,身子“倾”,从儿子的眼里看到父亲的诸多艰难,均是些传情的文字。有了这些外形和动态的准确描写,再出现父亲背影的形象,让读者从中去体味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然后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父亲让自己年轻力壮的儿子安坐在车上,而自己爬上滚下地挣扎,其中蕴涵了多么真挚的爱!从父亲艰难挣扎的背影中,体会到多少内在的、外在的丰富内容,又仿佛看到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困苦地挣扎……所以,“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由衷的眼泪,这是报答的眼泪,这是父子亲情的眼泪。在情景交融之中,那泪光映衬下的背影,更显得格外动人。第二次背影的出现,仍然是几乎在泪水淹没中,再加上对父亲的感念和离情别绪,使情感更增一筹。回忆中的背影,无疑是对父亲情感的闪回,两年前的父亲,由于家庭中衰,心情抑郁,“待我渐渐不同往日”,离别两年,时时牵念,感情日笃。信中“大去之期不远矣”一语,现出父亲晚年凄婉、失落的心境,此时在泪光中再度出现的“那肥胖的、青布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使文章顿染感伤气氛。这种感伤情绪融合着那个不能令人忘怀的背影,把文章抒情推向高峰。至此,背影的“佛像效应”也到了高潮。然而这种“效应”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背影像佛像一样,深深地,带有几分玄妙地烙在众多读者的心上。
  背影之所以能成为“佛像”,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注意创造了“佛像”赖以存在的情调和气氛,就像吕洞宾山洞里氤氲的岚气;南海观世音盘坐的莲台。出于抒情的需要,作者把《背影》全篇敷上冷色,透着灰暗素淡,使之深蕴至诚至情。写到朱红的橘子虽用明亮色彩,但却愈益衬出凄凉悲愁,行文叙事,无不染有“淡淡的哀愁”,几次出泪,几次叹哀,使整个情调低沉,也就为背影的形象涂上了震撼心魄的神妙色彩。
  情感的力量是强烈的,能够震撼人的心魄,但它毕竟是抽象而空洞的,并没有客观的形态。所以,艺术表现情感,总是赋予情感以形式,即通过其他的客观对象来表现情感。背影就是作者创造的客观对象,通过这个客观对象,把自己捕捉、占有和把握的对于父亲的情感呈现给读者。如果化抽象为具象,化笼统为具体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艺术是为情感画的肖像,或者说是提供了一种与某种感情或内心生活在感情结构上相同的式样,这种式样不是模仿或再现,不是某种具体感情状态的再生,而是将这些感情式样的形式、节奏或某种感情状态的完型结构呈现出来。有的学者进一步将这种情感的肖像说成是“情感形式的意象”。所谓情感形式,是指内在的情感生活的涨落,例如情感的产生(升起)、发现、纠缠或逆转、中断、沉落的方式,它如何在外部活动中逐渐耗散的,或如何在隐蔽的活动中被掩盖的等等。文艺理论家们揭示的这些情感艺术现象和规律,对于指导我们认识“艺术正是情感生活的意象”这一真理,具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对于我们认识《背影》中的背影的意象乃作者情感所发生的“佛像效应”,更具有点化和导航作用。
  
  ①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②③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