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隽永、迷离说《西厢》

作者：任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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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之所以谓之戏剧，正在于其“剧”，简言之，即冲突和矛盾的存在，繁体的“剧”，以“虎”为头，辅以“豕”和立“刀”，本来就暗含着斗争和冲突，后世所谓“剧烈”一词，也应该与此有密切关系。《西厢》是元杂剧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作品之一，它不像多数的文人作品那样，以“抒发”为主，无视情节的戏剧意义，追求浓郁的抒情色彩。而是从戏剧本体的艺术要求出发，巧妙地安排关目剧情，从而使得全剧在各种冲突之中跌宕起伏、谐趣横生。《西厢》之趣，简言之，全在于一堵“墙”。正是由于有了“墙”的阻隔，才会丛生出种种的悬隔和误解，引导出种种矛盾和冲突，而全剧的喜剧色彩也因此而浓郁，谑戏与悬念、悲切与欢快，分与合、远与疏、企盼与失望、相思与欢会，由于墙的时而阻隔、时而消解而显得真切生动、动人心魄。
　　《西厢》之“墙”，并不可简单视作萧寺具象之墙，如老夫人与张生莺莺之间，张生与莺莺之间，张生与红娘之间，红娘与莺莺之间，无不矗立着或高或低、或坚固或脆弱的壁垒。隔墙酬韵、逾墙欢会，剧中人面临的不过是具象的“砖砌”，而“赖简”、“赖婚”的情节中，他们所面临着的则是无形的“心墙”。“小字辈”和老夫人的冲突，不过是剧中林立的“壁垒”之一而已。从作者关目安排和剧情设计的角度，这一冲突服从于谐趣和情节的需要，是为着剧情的张与弛、悲与喜、分与合而设置的，这也是作者自觉服从戏剧规律，从戏剧审美的需要出发，而进行的艺术安排。所以，理解这一冲突首要的视角就应该是“艺术”的，而不是“思想”的，是应该首先从戏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出发，从戏剧的冲突需要出发，而不应该在缺乏主体创作动因的支持下，将其拔高到思想和主题的层面，大谈所谓的“反封建”意义。再回到“墙”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结论：即《西厢》的“墙”，首先是“戏剧”的、是“艺术”的，其针对喜剧效果而赋予的“阻隔”和“谐趣”意义是首要的，是远远大于作为象征意义的思想内涵的。所以，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安排的艺术意味，转而硬从思想的层面挤压出所谓的反封建内涵来，其间的偏仄和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理解《西厢》的冲突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了解作者关目安排的初衷。作者从戏剧艺术的内在规律出发，设置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其主旨首先是从“剧”的角度出发，是为着追求谐趣和调笑的喜剧效果的，而并非像《汉宫秋》《单刀会》那样寄托幽深。从现存的文本分析，作者首先追求的是奇异的喜剧效果，而并非深远的思想内涵，如此，方不失作品的本真。
　　其实，简单回溯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和戏曲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所谓的“反封建”说，实有着复杂而具体的时代色彩，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的思潮自不待言，建国之后长期的政治氛围下，重思想、轻艺术已经成为艺术作品研究的通病。对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动辄量以“人民性”的标尺，并以此决定其优劣短长，是非曲直。黑与白、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革命与反动，简单的两极对立式的思维模式下，即使经典也难以逃脱“阶级的眼睛”，《西厢》主题的“反封建说”，无疑正是在这一思潮下催生出来的。而诸论者言之凿凿的文本依据，也不过是其冲突和矛盾的“误读”和“错解”而已，是曲解作品艺术安排，强涂在作品身上的一层极不和谐的色彩。
　　当然，作者创作的意图和初衷本不足以解释作品的全部思想内涵，从客观存在的文本层面，《西厢记》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主题是附着在作者已经说明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之下的，而后者才是作者寄寓的美好的生活理想，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真正的思想内涵。
　　该是一洗铅华、还其本色的时候了。
　　今天，当我们摈弃成见，重新咀嚼《西厢》时，我们仍能感受到它“余香满口”的艺术魅力，《西厢》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是“艺术”。王实甫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反封建的斗士，《西厢》不是伦理剧，也不是战斗的号角。《西厢》首先是艺术经典，所以，要想正确地解读它，我们就必须从戏剧艺术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的内在要求出发，如此，方能逼近其本真。
　　以前我们在《西厢》主题上的“夸张”和“放大”，其教训是显见的。而对此问题进行反思，除了可以还原《西厢》的本来面目之外，对戏曲史乃至文学史的研究，也颇具启发和参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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