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正读和反读：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两种走向
作者：董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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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语言分析的角度看，作者的“意图谬见”，也与罗兰·巴特所讲的“作者死了”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文本中找寻失踪的“意图”，但是它的意图还需要读者一次次地“更正”。即使作者本人重读，也是在修复“谬见”。我们在《与夜相识》的诗中，首先感受到这个带有强烈否定色彩的词：夜。而读者就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这样的“夜”存在于“街灯渺灭的地方”，而且“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我曾经路过巡夜更夫／低垂双目，不愿解释。”从语义的情感色彩上来看，读者会在体悟作者文本中的“我”的情感，会体会诗中“我”一词表达的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在这样的语境中，“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可最终“我”感受到 “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可见，“夜”不是埋葬、不是苍老、不是“今日黄昏”，而是一种追寻，一种强烈的时间感的生命召唤。从“诗的张力”的外延讲，作者向“我”言说的，是一个“我”“与夜相识”的人，由停伫静思到感受到“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时的明朗，诗中充满着生命的亮色；而诗的内涵则是“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深刻的生命喻理。正如隐喻人生，犹如一次海行，有波澜壮阔，也有惊涛骇浪；有港湾，也有礁石。而“夜”不是宣布生命终结的“钟”，而是“倚着天穹”的“一架明亮的钟”；“夜”的双重内涵更是一种象征，那种不屈不挠的文化品格。它并没有 “夜／钟”“我／一个与夜相识的人”上“是／非”的判断，有的只是一种求索的精神，诗以“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为始，也以其为结束，令人回味无穷。总之，读其诗如见其人，这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新批评”的“意义”（张力）生成的读诗模式。
但如果换一个解构主义者来阅读这首诗，诗的阅读效果会迥然不同。“我”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吗？它必然有一个叙述者存在于文本之中，或者游离于文本之外。它是否存在于我之先吗？“我”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具有第三人称意味的“与夜相识的人”，是作者闪烁其词，还有故意在玩弄字眼？“我”为什么要从一个“四面楚歌”的生存境地中一下子回转、醒悟过来？且看以前是何等的“不易”：
我曾雨中踱步——雨中回
我曾走到街灯渺灭的地方
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
我曾路过巡夜更夫
低垂双目，不愿解释
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
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
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
但后来我们一下子明白：“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我”怎么立即转换成叙述者，仿佛这一切的“迹象”都是“我”安排的一场游戏而已，谁最终成为这台人生戏剧的策划者？事实上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一连串的发问，必然会让读者探寻、“增补”“我”与“叙述者”之间的书写“痕迹”，从而批驳诗人自以为模仿的一种语态，其实这样的自信在作者的不断“发问”中，被读者“延异”性的阅读所消解。当然，也无形地解构了诗人所热爱的自信。可见，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现象描述，也是一种质询和消解。正如，道诺霍所说，这个解构主义者随后通读全诗时，会不断地咀嚼诗人与语言（文字）之间的“盲点”，也即德里达所说的“痕迹”。在这里，“延异”替代了诗人（文本形而上学的立法者）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毕竟印刷的文学作为“白纸黑字”给出的，读者必须将其看作“声音的符号”，不断增补，不断生成，这样的解构式阅读颠覆了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因为任何文本都是一个“差异的系统”，文字之外还需要还原成“声音”。 为什么偏偏要将一个在传统主义批评看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文本，在解构主义这把“手术刀”下，变得面目全非。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唯有如此阅读体验，我们才能克服“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唯一感兴趣的阅读效果，就是造就这些“延异”读者和“解码人”，促生文学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文本阅读。
可见，新批评，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模式，它的最终理论指向是发掘文本的意义。而对于解构主义它的文本意义永远存在于被阅读、阐释、批评之中，是动态的，它的理论指向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建制”，从而消解二元对立的哲学模式之间的冲突。
三、回归传统，还是将“解构”进行到底
通过两者的理论、具体阅读实践上差别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两种不同的思路。与前者密切关联的，是后来的“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等。
“新批评”可以说是传统读法——“正读”的前奏。但与这种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潮相对应的，就是在当代西方批评界具有热烈气氛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即我们上文提到的以“解构主义”为发端的、对文本“反读”的思潮，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打破，将文学看做与其他声音一样的“建制”时代。这样的批评在打破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建构新的批评模式。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批评”所体现出的新的理论走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们的思路仍然离不开 “解构主义”式的批评模式。他们在解构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并且发展了当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似乎后者更占强势。
一首小诗，两种不同的读法，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对于我们自身的阅读体验真正产生效果，并用是“经济的”（德里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一边在捍卫传统经典阅读策略的同时，也应该在思维的模式上不断地“质询”和反思，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滑入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权威话语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批评思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同样产生了重大的意义。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这十多年里，有关“新写实”问题的讨论，有关“新状态”“新体验”等文学思潮的提出，有关通俗文艺和大众化的研究，有关“人文主义精神的大讨论”的倡导，几乎都和以德里达为主的“解构主义”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的语言、历史、文化。无论德里达怎样地欣赏东方的象形文字，批判西方的“语音中心论”，他仍然是用“拼音字母”在写作。他只能用束缚于逻格斯中心论的文字反对语音中心论，这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魔力。但是，德里达的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资源，又不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影响着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影响着批评家自身的“书写景观”，并且应用到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繁荣和复兴中国的文学创作。与其同时，在对文本的批评中所传达出来的“解构”气息，对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日常生活的观念和思维的方式也同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文学”的作用，又回到德里达对于“文学作为一种建制”这样一个理论的终极指向上。
回归传统，还是将“解构”进行到底？对于西方的批评界，也是意见分歧很大。这样的思想困惑，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当下对于文学理论思潮发展的反思。一方面我们不以意志为转移地接受着西方的各种话语的“轮番轰炸”，一方面又作保守姿态而断然拒绝却在自己的批评中与西方话语“亲密接触”。怎样去接受西方的当前的文学理论？在移植西方话语的同时，我们应该似乎多一些具有本土话语和体验的思考在里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当下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发现东方，输入东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参考文献：
[１]威廉·Ｋ·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感受谬见．“新批评“文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 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新批评“文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3]Jacques Derrida, Diffarence, Margins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2.
[4]Bernard Harrison,“Deconstructing Derrida,”Com-partive Criticism,vol.7,ed.,E. Shaffer,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5] Vincent B.Leitch,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1983.
[6] Jacques Derrida, Arts of Literature, ed.,Derek At-tridge, Routle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2.
附：
与夜相识
□罗伯特·弗洛斯特
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
我曾雨中踱步——雨中回
我曾走到街灯渺灭的地方
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
我曾路过巡夜更夫
低垂双目，不愿解释
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
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
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
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
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
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
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
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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