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文学与人生
作者：［秘鲁－西班牙］马·巴尔加斯·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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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需要有责任感和具有批评精神的公民，他们意识到有必要经常审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向我们向往的世界靠拢——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打算——但是，由于这样执拗的精神——执拗地追梦，追寻那不可企及的梦境：让现实与欲望联姻——才诞生了文明并且得以前进，带领人类打败了许多——当然不是全部——妖魔鬼怪，因为它们要奴役人类。面对生存的一切，文学是制造不满情绪的最佳发酵素。为了培养有批评精神、善于独立思考、不被他人操纵、永远斗志昂扬、想象力丰富的公民，没有什么能与优秀文学相比。
然而，说文学具有煽动性，是因为优美的虚构作品会使读者产生一种警觉，警惕现实世界的缺点和问题，但是这当然不像教会和政府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什么文学作品会立刻煽动社会动乱或者加速革命的到来，所以教会和政府要建立书刊检查制度，以便削弱或者废除文学颠覆性的冲击。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容易出麻烦的领域，容易有个人主观色彩，动作起来要小心谨慎。一首诗、一出戏或者一部长篇小说的社会、政治效果是不可验证的，因为这个效果几乎从来不以集体方式产生，而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而且往往差异很大。为此，确定明白的尺度是很困难的。另外一方面，这个效果如果在集体范围内是明显的，往往与作品的艺术质量关系不大。比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似乎在美国社会良知对可怕的奴隶制的认识上发挥了重要之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效果很难确认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是意味着效果产生的方式是间接的和多样的，是通过公民的举止和行动产生的，而在塑造公民人格品性方面，书籍的贡献功不可没。
优秀的文学在暂时安抚人们不满情绪的同时，也会增加不满，并且在针对生活发扬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的同时，让人们更加适应不幸。对生活不满，与生存搏斗，就是固执地寻找三条腿的猫，尽管明明知道猫有四条腿；就是自寻烦恼也以某种方式展开《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展开的战斗，尽管他知道每场战斗都会输掉，这可能是确实的；但同样确实的是：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不满，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平庸与肮脏的反叛，咱们人类可能还处于原始阶段呢，历史可能停滞不前，个性还没有诞生，科学和技术还没有起步，人权还没有得到认可，自由也不存在，因为上述的一切都是面对匮乏和无法忍受的生活不屈服行为的产物。对于这种不甘于生活现状的精神、怀着阿隆索·吉哈诺②那不理智态度去寻寻觅觅的精神——请别忘记：堂吉诃德的疯癫正是源于阅读骑士小说、实现梦想、去做不能做的事情——文学充当了极好的燃料。
现在做个假设，我们来重建历史，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想象一个不读诗歌和小说的群体。在那不会写字的文明里，在那小人国式的词汇文明里，可能压倒话语的是嘟嘟囔囔的声音和猴子般比比画画的手势，不存在着什么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形容词：什么堂吉诃德式的、卡夫卡式的、豪华丰盛的、扑克牌式的、乔治·奥威尔式的、性虐待式的、色情受虐狂式的，等等。在那样的文明里，会有疯子，会有偏执狂患者，会有因为受迫害而神经错乱的人，也还会有欲望超常、行为放肆的人，无疑地也会有以受苦或者制造痛苦为乐的二足直立的动物。但是，可能我们仍然没有学会透过那些过火行为的背后，怀疑所谓的常规去看人性的本质方面，也就是说，看看我们自己，即：只有塞万提斯、卡夫卡、拉伯雷、萨德等文学大师的创造才能为我们揭示出来的东西。堂吉诃德刚一出现的时候，最早的读者嘲笑这位古怪的幻想家，态度跟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样。如今，我们知道了，这位愁容骑士孜孜不倦地要在磨房里发现巨人和做种种蛮干的举动，是宽宏、豪爽的最高级形式，是针对这个世界苦难的一种抗议方式，是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尝试。如果没有天才的塞万提斯用他的说服力塑造出这个小说人物，理想和理想主义本身的概念，充满了如此之多的积极道德价值，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光明磊落和令人尊敬的意义。同样的意思也可以用在爱玛·包法利身上，她是个讲实际、穿裙子的小堂吉诃德——当然，没有福楼拜，也就没有包法利思想了——爱玛也是狂热地为体验那灿烂、充满激情和奢靡的生活而斗争的角色，她通过阅读小说知道有那样的生活，又像蝴蝶那样由于过分接近火焰而自焚的。
如同塞万提斯和福楼拜的大作一样，所有文学大师的创作成果，在把我们从现实主义的牢笼里拉出来、带我们去周游幻想的世界的同时，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人性中的陌生方面和秘密，武装我们的头脑去探索和理解人性中心灵深处的奥秘。一说“博尔赫斯式”那就立刻疏远了平庸和理性的现实，立刻进入了一个幻想、严谨和优美的精神状态中，几乎是迷宫般的精神状态中，那里充满了对书籍的旁征博引，但是这一状态的特点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因为我们从中认出了自己人格中的隐秘欲望和内心的真相，多亏了有这么一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这些欲望和真相才有了具体形状。每当我们作为手无寸铁的个人感到被那些压迫和破坏的机器威胁时，卡夫卡的形容词很自然地就来到我们心中，如同老式照相机的拉杆闪光一样；而给当今世界造成如此多痛苦、不公和滥施淫威的机器就是独裁专制政权、无情的教会、垂直领导的政党、令人窒息的官僚衙门。如果没有这位用德语写作、总是处于窥伺状态、生活在布拉格、备受折磨的犹太人的长、短篇小说，我们就不可能清醒地理解只有今天才能意识到的什么是孤立个人或者被歧视、被迫害的少数民族面对独裁专制政权时的软弱和无自卫能力，因为独裁专制政权可以把他们碾成齑粉，可以把他们轻轻一笔勾销，而刽子手们几乎用不着露面。
乔治·奥威尔的形容词是卡夫卡形容词的堂兄弟，也在影射二十世纪独裁专制政权产生的压迫焦虑感和极端的荒谬感；这是历史上最极端、残酷和全面的专政，它控制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活动甚至梦呓。乔治·奥威尔在他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中，用冷冰冰和梦魇般的笔墨，描写了一个屈服于ＢＩ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③的控制之下的群体，ＢＩ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是个专制型的老爷，通过恐怖与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他消灭了自由、自愿和平等——在他治下的世界里，有些人总比别人“平等”；他把社会变成了人类自动化的蜂房，人们都按照机器人那样被设定了程序。不仅行为要服从政权的设计，而且语言ＮＥＷＳＰＥＡＫ④也得到了净化，清除了各种个人主义色彩，清除了各种发明和主观色彩，语言被改造成了一串串无人称的八股套话，这就更加重了个人对制度的劳役。既然个人与这个没有自主权、也没有自己的生活的群体相连，既然个人是这个从摇篮到坟墓都被奥威尔式的噩梦政权所操纵的群体成员，那么现在谈个人还有什么意义吗？《一九八四》中的可怕预言没有化作历史现实；的确，如同法西斯纳粹的专制主义覆灭一样。但是，“奥威尔现象”这个词依然存在，依然鲜活有效，仿佛在提示人们：文明经受过一次最具破坏性的社会政治体验，而正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和散文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一体验的深层结构。
因此，结果便是：文学的非现实性和谎言也就成为认识人类现实深刻道理的宝贵载体。这些道理并非总是甜言蜜语；有时，诗歌和小说在镜子里照出的我们那副面孔，是一张魔鬼的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阅读绝妙的萨德侯爵想象出来的可怕性虐待场面时，或者是阅读萨赫尔—玛索奇⑤或者是巴塔耶⑥的可恶作品时，书中充斥着凄惨的伤害和祭献的场面。有时，那场景具有强烈的侮辱性，以至于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尽管如此，那字里行间最糟糕的不是血腥气，不是让文字发烧的屈辱、卑鄙下流的拷打和折磨；而是发现了那样的暴力和过火行为并非与我们无关，而是压住了人性，那群渴望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魔鬼就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那群魔鬼躲藏在阴暗处，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以求建立为所欲为的法则，而这一法则会消灭理智、和睦共处、可能还有人类的生存。是文学，而不是科学，首先在探究人类现象的深渊；是文学首先发现了人类身上具有毁灭和自我毁灭的可怕力量。有鉴于此，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那可怕的深渊，那里常常会栖息着异常行为举止的动因；有鉴于此，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有可能非常不公正地对待别样的世界，如同不久前曾经有个世界认为左撇子、畸形手脚、说话结巴的人是魔鬼附身的结果，或许还要继续推行完美主义的政策：把有生理缺陷的婴儿窒息在河中，例如亚马逊某些部落前不久的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