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内蕴深厚 耐人寻味

作者:邓星明 张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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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丈夫》,则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沈从文在忠实于客观生活的基础上,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有意留下了许多的审美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填补。
  例如:丈夫找到久别的妻子,妻子问的第一句话“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此话颇耐人寻味。其间有许多“空白”留给读者去填补。很明白,这五块钱是妻子“生意”所得,也可能这五块钱比“丈夫”在田地里终日的劳作要丰厚得多。妻子能赚钱了,妻子在家庭地位提升了。此处,还在有意无意地提醒丈夫,我还在做“生意”,你今天虽然来了,有些地方还得忍着点,要懂事。所以,“丈夫”感到妻子说话的口气与以前完全不同了。而这些“空白”都必须要读者细心地去填补才能获得审美的愉悦。
  还有,小说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妻久别重逢。俗话说:“久别如新婚。”作为身体强健的丈夫在生机勃勃的春天想与妻子过正常的性生活,这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丈夫”的这种欲望在小说中若隐若现。沈从文非常含蓄地在叙事中几处点到。如:妻子“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胸褡上绣了‘鸳鸯戏荷’”,“男子觑着不说话。有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在血里窜着涌着”。而后,在丈夫心灵遭受重重伤害之后,依然想同妻子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语,“大娘像是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古人云:“食色,性也。”丈夫到城里看妻子,满足性欲是丈夫的本质目的,这个本质目的是隐藏在小说中的导火索,而沈从文偏偏不去点燃它。留下这个最大的审美“空白”,让读者去体会,去设想,去填补。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个“性欲”的空白中,去感受丈夫一次次地被压抑,一次次地被摧残,最后丈夫忍受不下去了,一个反弹,一次爆发。读者也是充分理解的。
  小说的结尾,很喜欢说话很热爱生活的丈夫始终不说一句话,在船上两天的生活彻底把这个老实强健的庄稼汉击倒了。妻子怎么劝说都没用,水保的酒席不吃,大娘请他看戏也不去,最喜欢的荤油包子也不要,甚至妻子把钱塞到他手里都丢掉了。沈从文十分了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道理,小说不让丈夫说话,可丈夫想说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作各式各样的“填补”。
  正如高尔基所说:“当文学家使读者也能根据自己个人的经验,根据读者自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累积,来‘想象’——补充、增加——文学家所提供的画面、形象、姿态、性格的时候,文学家的作品才能对读者发生或多或少强烈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试想,如果小说没有留下这些“空白”,而是把什么都详细描写,详细表述出来,把丈夫的痛苦和愤怒一古脑儿地倾泻在文字中,虽然小说在情感的表露上痛快淋漓,但读者的审美兴趣和审美追求便索然寡味,这就是文学的奥妙所在。沈从文对这点心领神会,所以运笔自如。
  
  三、语言追求典雅性
  
  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历来被世人广泛赞誉,素有“文字魔术师”的称号。他的语言风格追求典雅性。具有质朴简约,形象清丽,真诚自然,内蕴丰富等特色。
  小说开篇的首段只有一句话十四个字:“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委婉而巧妙地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天,地点是水边。春天是万物更新,生机勃勃的季节,春天也是情意萌动,生理渴求的季节。首段为下面故事的发展埋下一个不为人轻易察觉的伏笔。
  小说主要是写人,但沈从文在叙事的过程中把对人物的描写和景物的描写融合起来。如:“在楼上四海春茶馆喝茶的闲汉子,俯身临河一面窗口,可以望到对河宝塔边‘烟雨红桃’好景致。”又比如:到了晚上,丈夫看见来了客人,急忙“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地眺望河中的暮景。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火”。这些文字既写了人物的动作,又写了人物所处的环境,文字柔和俊秀,典雅自然,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之美。
  《丈夫》中的上船来胡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客人,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一肚子烧酒,摇摇荡荡的上了船。”注意,沈从文在这里没有去花费笔墨一一介绍这些嫖客的官衔职务,只是抓住他们穿着打扮的特征,十分明了地显现这帮达官贵人的身份,既形象直观,又简约生动,给人深刻的印象。
  是小说,又免不了人物的对话。沈从文人物的对话还是“贴着人物写”。什么人说什么话,言语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比如小说中水保和丈夫的对话:
  “乡下麦子抽穗了没有?”
  “麦子吗?水碾子前我们那麦子,嘿,我们那猪,嘿,我们那……”
  沈从文自己说过:“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你瞧,“丈夫”的语言哪怕只有一句话,让我们听出了人物的口气,人物的神情,人物的性格,还让我们听出了语句的泥土味。真可谓:听其声,如见其人。
  《丈夫》是沈从文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它,依然为其内蕴深厚的思想以及耐人寻味的手法而深深地折服。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教益。掩卷长思,让人不禁想起司马长风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沈从文在中国有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
  
  ①⑤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原载1934年《文学》。
  ②③⑥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74页、37页。
  ④高尔基:《给初学写作者的信》,选自《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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