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古诗赏鉴四题

作者:彭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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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舟缘何偏“自横”?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韦应物的诗《滁州西涧》。对于此诗,郭应德、过常宝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这首历代传诵的诗篇,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诗中描写山水景物非常传神,所要表达的是独处、自由的意趣,但比起盛唐的山水诗来,甚至比起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来,这首诗就显得幽冷、孤寂,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凄怨和忧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
  认为诗的价值根源于诗人的才能和个性(情感),这是人类的一种天然信仰。“诗人运用艺术才能抒发自己的感情”,这一信条贯穿了这段批评文字的始终。但顺着天然信仰说出来的话与科学无关。所谓“独处”和“自由”、“幽冷”和“孤寂”以及“诗人内心的凄怨和忧郁”,郭应德先生又是怎么知道它们的存在的呢?它们不是天然信念支配下的无意识虚构或捕风捉影吗?它们不就是批评家对诗中“独”和“幽”等字眼儿见了风就是雨的结果吗?
  这首诗共有四句,但后两句本身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小舟缘何偏“自横”?
  在我看来,这两句诗的妙处在于创造出了需要救助的弱者以及诱使弱者接受救助。“春潮带雨晚来急”,当此之时,一个人想要前往河的对岸,就必须乘坐舟船;“野渡无人舟自横”则在发出这样的隐秘之音:想渡河到对岸的人啊,快来这儿,这里一切就绪了,而且没有其他人,您一到就可以开船!
  
  二、推与敲,孰优?孰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两者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曾经让作者贾岛困惑不已,直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为他抉择了“敲”。但这个“推敲”不仅作为典故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表示“反复琢磨”的意思,它作为一则文学史公案也能引起历代人们的兴趣与思索。
  画家吴冠中先生对于“推敲”的思考可能最有意味:“‘鸟宿池边树’,鸟宿,是收缩的形象,近似一个圆圈;‘僧推月下门’,推开门是一道线状的展开,展开的线状与收缩的圆圈是形象对比,是绘画美。‘僧敲月下门’,敲门出声响,则联想到鸟宿悄无声,是动与静的对照,属音乐美范畴了。故推之敲之的问题是采用绘画美还是音乐美的选择,贾岛自己当时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种差别,因而为之彷徨、推敲。”(《我负丹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这样的见解,是任何诗学家都难以道出的,但不一定就正确。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质疑吴冠中先生:直线和曲线相对照就一定产生绘画美吗?有声和无声相对照就一定产生音乐美吗?其二,难道诗只能在绘画美和音乐美之间作出选择吗?诗难道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美吗?其三,韩愈选择了“敲”而不是“推”,难道仅意味着韩愈个人喜爱音乐美超过了绘画美?“推”和“敲”真的能给一个无所偏爱的欣赏者带来同等的艺术价值吗?
  在我看来,不管是用“推”还是用“敲”,都是杰出的诗句,只是用“敲”时又能带来上下两句诗内容上的照应,所以,用“敲”略微胜过用“推”。细论之如下。
  不管是“推门”还是“敲门”,目的都是一样的——进门,或者进入房屋以栖息。“推门”或“敲门”又都是理由充分的:连鸟儿不也是栖息于“池边树”之上吗?隐秘的论证或者内在的雄辩,是优秀作品的根本性质,只是这一点难以被看破和道出。另一方面,“推门”有可能发出声响,但也可能不发出声响;但“敲门”必定有声响。正是由于某种声响,宿鸟才会被惊醒,“鸟宿池边树”的事实才能被得知;再说,是“敲门”而不是“推门”,才意味着一段等待的时间,只有有了这段时间,“鸟宿池边树”的事实才能更容易地被注意到。所以,我们承认,韩愈的鉴赏力是高超的,在诗的作者贾岛之上。
  
  三、“白帝”所贵是“彩云”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
  张世英教授在其《新哲学讲演录》中这样讲解这首诗:“这首诗的意境主要在于诗人借水流的急速表现了自己含冤流放、遇赦归来、顺江而下的畅快心情。这里,水流的急速与心情之畅快,两方面‘一气流通’,完全是一种天人(天,指急速的水流;人,指畅快的心情)两方面合一的境界。可以想象,李白当时是站立船头,敞开胸怀,引吭高歌,啊啊!他那沸腾的血液与奔腾向前的江流完全融合到了一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这段话里既有考证(所谓“含冤流放、遇赦归来”是也),也有想象(所谓李白“站立船头”等等是也),至于“(李白的)血液与奔腾向前的江流完全融合到了一起”,则更带有联想时的情绪激动。
  但艺术上的考证既不必要,也不合法。这样的考证,实质上是想到日常人生中去寻找艺术的本质,而实际上,我们更多地只能通过艺术而理解人生的实质。联想则只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出到作品之外。可叹的是,直到今天,考证和联想,仍然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我看来,《早发白帝城》的妙处,只在于它从两个方面隐秘论证了“白帝城”的价值:首先,“白帝城”处身于“彩云间”;其次,处身于“彩云间”的“白帝城”是“高度”的象征,而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个高度,他再想实现其他任何伟大的目标(如前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江陵”),那也是易如反掌(所谓“一日还”是也)。就这样,此诗内在雄辩地暗示了象征着“高度”的“白帝城”的价值。
  考证和联想,仿佛是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时的本能反应。科学却使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一类本能之后的结果。
  
  四、诗意无穷在雄辩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杜甫的诗《蜀相》。
  王一川教授的《文学理论》这样讲解这首诗:“在富于刚性的森森柏树与带有柔情的映阶碧草之间,蜀汉丞相诸葛亮及其感人故事早已化作虚空中的云烟。面对此景此情,诗人不禁热泪涟涟。最末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实可以唤起读者的悠长余兴,令他们回味再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像样一点儿的文学批评,不能是读后感,不能是自由任意的想象。就王一川教授此段文字来说,“森森柏树”何以是“刚性的”?“映阶碧草”又何以是“柔情的”?另外,“刚性”和“柔情”云云,所指为何?还有:所谓“诗人不禁热泪涟涟”又是从何得知的信息?难道诗中的“英雄”是诗人的自指?
  这段批评文字中,唯有末后一句不算离谱,但也算不上正确,因为它仅仅指出此诗包含了“悠长余兴”,而科学的文学批评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做:分析这个“悠长余兴”的内容。
  在我看来,此诗的“灵魂”,是“对于死亡的厌恶”,此诗的妙处(即所谓悠长余兴)在于它内在的雄辩,具体说在于它对于死亡的消极价值作出的反复的隐秘论证。细论之如下:一个人即使是身为“丞相”,但一旦死了,就只能“栖身”于“柏森森”的“城外”;一个人一旦死去,“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碧草的春色和黄鹂的好音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像“蜀相”这样的人,只要活着,就会遭遇求贤者恭谦的请托,就可能开创出伟大的事业;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死去,都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这样的死,又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
  王一川教授所言“诗人不禁热泪涟涟”,不仅言之无据,而且似乎意味着此诗是诗人悲伤、无望心情的产物,但一切伟大作品的一种共性是:生气灌注、充满着我们的肉眼所不容易辨认出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