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以诗性思维踏浪而行
作者：傅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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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怀鲁迅》仅有四百字，却写得沉郁而厚重。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卓尔不凡。
“真是晴天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作者以突起的笔法，先声夺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作者从闽地日夜兼程匆匆赶赴上海，到殡仪馆看到的是什么呢？“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几个短语，择取典型表象，勾勒了殡仪馆中的场景，凸现了一种“出世未捷身先死”，遍地英雄泪沾巾的氛围。作者是站在民族的、历史的和未来的高度来看待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只是一介文人，既无发号施令的丝毫权力，更无富可敌国的产业，甚至一生中都没有脱下那件旧长衫，有时还须四处逃亡。然而，鲁迅却成为民族魂，民族的极品，正因为如此，万国殡仪馆才洒下了如此多的泪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这段蕴含寂寞感的文字，极适合写鲁迅。也极适合呈现于依旧寒凝大地的世界。这段文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或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笔墨沉郁，悲凉，激昂，慷慨，将作者所感受到的黑暗、悲愤、寂寥与希望融为一体。
在郁达夫看来，鲁迅是一不同凡俗的存在，因而，鲁迅的生命，鲁迅的死，鲁迅的丧葬，绝非世俗的“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可以命名的。“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鲁迅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存在，成为真理与正义，光明与希望的表征，“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夜阴”和“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该作何理解呢？郁达夫在南洋谈到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时说过的话，作了很好的注脚：“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宿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的工作，所以左联成立一个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不管人怎么议论，我不辩解，而在暗中营救左联作家的事，做得并不少。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心中踏实得多。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鲁迅去世，我说过：‘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夜阴’和‘新月’指的什么是很清楚的。”（转引自刘海粟：《漫论郁达夫》，《文汇月刊》，１９８５年第８期）
此文写作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真正读懂了鲁迅。郁达夫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其深刻性和准确性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可贵的水准。一九三六年底，他曾谈到：“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决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日文期刊《改造》一九三六年，第十九卷十三号）需要注意的是，郁达夫对鲁迅的认识既不纯然是瞿秋白、冯雪峰式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视角；又不是成仿吾、郭沫若式的青年浪漫派的宗派视角；更不是梁实秋、苏雪林式的挟有些许私愤的批评视角。郁达夫眼中的鲁迅则是一个具备着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的鲁迅。郁达夫是鲁迅最好的朋友之一，与鲁迅一样，郁达夫所接受的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启蒙理性；而且，由于类似的家境原因，两人都比较敏感，孤独而又桀骜不驯，均具有尼采般的自由意志和李贽般的狂士个性，极为关注生命的自由意志。这也是二者均无法与现实世界调和，又不能与新的权威——左联相谐的重要的个性因素。另一方面，两人又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深厚土壤里成长的，同时又呼吸了被释、道浸染了的空气。他们的文化心理及人格精神建构的深处，充溢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的儒家情怀和普度众生的顽强信念。在那个时代感受到的是孤独、压抑、苦闷与寂寞。“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寂光”，乃是对于黑暗世界、专制时代独特的生命感受。正是这种自由意志，又使得他们张扬理性，高歌理想，从失望中蒸腾起希望，从悲凉中迸发出岩浆般的烈焰——尽管郁达夫与鲁迅有着不同的个性，但是在许多方面又有相通的，有着类似的生命体验。
可以说，对于鲁迅以及鲁迅所处的时代，郁达夫感受是独特的，把握是深刻的。如果不着眼这些，便无法理解郁达夫写作《怀鲁迅》时的独特的心境与表达方式。无法深入把握这篇蕴含寂寞感的短文。
其二，诗性思维方式。刘海粟曾经谈到：“达夫感情饱满，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中映着霞绮。……开阖舒卷，一股清气，沁人心脾。”（刘海粟：《漫论郁达夫》）一篇短文，要想获得宏阔而深厚的意境，依赖的不可能是材料的丰赡，思维的密实；而只能以诗为文，靠构思上，思路上“占据一点，控制一片”的本领，以思绪上腾云驾雾的跳跃性踏浪而行。如此，文章才可能获得时间与空间、思想与艺术的张力感。诗性思维借助于作者所擅长的主观感受，在《怀鲁迅》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沉郁的悲哀”，“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微红的新月”，一切均未予展开，却于空白处控制了一片极为开阔的领地，引人踮足望远，品味再三。
其三，哲理抒发。“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文字，散射着理性的火花，发人深思，使整个文章生辉。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人们吟诵，引用。散文的议论，不在多寡，而在于精湛独到，在于发人之所未发。
笔者在欣赏这段包蕴哲理的文字的同时也有另外的看法，就《怀鲁迅》而言，这段文字无疑使文章增色不少。但作为一种社会观，历史观，在今天也大有进一步思考之必要。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应该看到，需要伟大人物，企盼伟大人物出现以拯救众庶的民族和时代，本身就是极其悲壮的，甚至是一种悲剧的时代。它表明，一个民族（或人类）尚没有真正站立起来，尚不能够自我主宰，而将一切交付于所谓伟大人物。比如今天，不仅欧美，即使是中国，人们也不再企盼，不再崇拜所谓伟大人物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这一点在未来将愈来愈显明。十几年前笔者曾就这一社会学，历史学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随着科学民主的进步，人类发展的逻辑行程的演进，个人能量将会相对弱化（见《人类发展的逻辑行程与个人能量的相对弱化》，《青年思想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二次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的选举中，丘吉尔落选了，面对记者的采访，丘吉尔曾答道：对自己民族的功臣不感恩戴德的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话的确值得深思。只是，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式，不少人尚没有摆脱伟人崇拜的情结。
当然，郁达夫的文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的确还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需要巨人，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毛泽东、鲁迅便属于这样的巨人。而且，《怀鲁迅》，属于一篇抒发情感的散文，而非一篇哲学、社会学论文。这些或许与解读这篇短文关系不大，笔者之所以指出这点，主要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读书完全应该超越原著，对某些复杂的问题作出一些当代人的思考。
另外，第三自然段中“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的文字，我认为完全可以略去。虽然可能是真实情况的叙述，但是并没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与全文的基调有不和谐之感。
附：
怀鲁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发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道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