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微型小说的道德主题与悬念设置
作者：古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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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东南亚的微型小说，郑若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作家。据笔者的观察，像他这样高产且专心写作的并不多见。他前后出版了四本以“情”字命名的微型小说，即《情解》《情哀》《情味》《情结》，最近又由香港获益出版公司出版了《情债》。
然而，吊诡的是：这样专门创作微型小说的作家，却未曾写过一篇有关微型小说的理论文章。每次在东南亚各国举办国际研讨会，他都参加，主持者都会请他代表泰国发言，可他总是把时间留给别人。没有作家的创作自白作参考，笔者只好根据文本说话，就作品论作品。
郑若瑟微型小说的选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中国大陆生活。如《换人》写在天天喊万岁的年代里，一位出身不好的青年如何受到“红五类”欺凌：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即使谈恋爱，也要让“红牌出身”的同学领先。郑若瑟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早已进入了博物馆，然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文革”至今仍活在某些人的头脑中。现在许多年轻人，均不知道“文革”为何物，“四人帮”是哪四个也答不上来，这种“集体遗忘症”，是很可怕的。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更重要的是“文革”是一种封建文化，它的生长土壤至今仍然肥沃，因而有必要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把“文革”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揭露出来，以让世人警惕某些“文革”现象或余秋雨式的“文革”人物卷土重来。
郑若瑟的微型小说另一类是以泰国故事为背景，时间落在当下的曼谷社会。它们主要取之于作者从商的生活经验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如《缘分》写出生在泰国第三代的伟洛和单身女人因买卖“陶豪”而引发的故事。《欠债》所写“驾轿车，摆阔气，捐款侨团，买理事长名衔”，也不是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象。这类作品说明作者的精神虽然属于“文化中国”，但由于作者已融入当地社会，完成或正在完成从华侨到华人身份的转换，故它不但与中国微型小说有所不同，而且与入籍国的友族文化也和而不同。这表现在作者用汉语写作，而非用泰文创作；虽然用汉语，许多篇章写的却是发生在中国以外的故事，反映的是居住国的生活状况和民俗风情，还适当掺和了诸如“陶豪”“祸拿阉”的泰语，故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海外华文文学。
郑若瑟根植于泰国生活的微型小说，所传达的信息不限于《欠债》所写的现代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其道德教化功能来说，可分为四类：
一是教育人们不要赌博，要凭自己的真本事赚钱。如《有救么？》写颂猜因为赌球，爱妻不原谅他而离家出走。她走后，约束更少，颂猜赌得更厉害，居然幸运地赢了上千万，可祸从福中来。赢了大把后因讨赌债被债主枪击成重伤。这篇小说不雷同他人在于写主人公不是因为赌博而害得倾家荡产，而是因为赌赢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悲剧。由此可见赌博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输赢都很难给人带来幸福，甚至还可能惹上杀身之祸。郑若瑟是有使命感的作家，他深知小说教化的作用，但这教化作用不是通过说教而来，而是从曲折的故事情节中流露出来，由此做到寓教于乐。
二是教育读者为人要坦诚，要诚实，切不可看风使舵，投机钻营。《占便宜》写牛连法不靠勤劳而靠“偷工减料，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拖欠建材公司买货款从中取利”而发家致富。可就是这样一位聪明过头的人，到后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被他的至交董换名暗算，自己和家人的大批会头钱落得血本无归，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其不义之财也得到报应。作品中写的“月兰会”以及用高利息请君入瓮的手法，均写得活灵活现，十分自然。在泰国生意场中，像牛连法这样的掮客不算少数，由此可见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三是教育读者做人不要势利。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决不可以“官本位”作为准则。《她是谁》写一位仗势欺人的局长，在还不知道护士的家庭背景之前，盛气凌人地说“你把那个护士叫来，我要把她撤职”，可一旦得知她是党委书记的女儿时，立即换了一副表情，前后判若两人。“官本位”，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文化，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东南亚各国也多有渗透。批判这种文化，对建设现代的文化人格，无疑有一定的意义。
四是教人要有孝行，要回报年迈的双亲，而不应忘恩负义。《润雨》写一位父亲无微不至地关怀被电击伤的孩子，“恨不得把爱儿的痛楚移在他身上”。他甚至说：“只要医好儿子，自己就是死了也不悔。”同房的“他”看了后深受感动，由此反省自己“对没有给他传下财富的老父亲看得有点碍眼，有时甚至见解不同发脾气，声大不尊，父亲唯唯，不敢吭声，自己还没有消气”。这篇小说的对比手法用得比较成功。潮谚“厝檐水点点滴滴”的运用，也增添了作品的地域色彩。
郑若瑟微型小说的道德主题还可以归纳出一些，但从以上四点中，已可看出郑写微型小说时不但在娱乐自己，也在娱乐别人，并在娱乐别人时开导别人如何正确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家庭，如何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事。
郑若瑟同时又是很注意经营叙述结构的作家，尤其注意悬念的运用。这里讲的悬念，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俗称“扣子”。所谓“扣子”，就是在情节发展中系上一个“结”。这个“结”，能造成一种“弓满欲发”的紧张情势和“引颈相望”的期待，使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的趋势和主人公命运的归宿的可能性，产生出一种异常关注的心理状态。在微型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常用这种“扣子”使情节发展出人意料，人物性格鲜明突出。
写悬念，系“扣子”，必须首先向读者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以及中心事件的主要线索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制造悬念打下基础。《换人》便做到了这一点。作品一开头，就交代了创生因写“反动口号”而坐牢。这“反动口号”四字，便使人联想到这故事发生在抓“思想犯”的中国大陆，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过，创生是冤枉的。他最后能获释或平反么？作者一直对此事秘而不宣，以便读者为主人公的未来命运担忧，为其爱情的结局担忧，为其能否过上好日子焦急，由此造成“使人想不到，猜不着”的情势，形成曲折多变的情节，以利于悬念站住脚。
运用悬念必须不违背生活常识。如果违情悖理，读者就不愿意再跟从作家在他创造的艺术境界中流连。郑若瑟刻画人物时很注意这一点。他运用悬念与那种脱离主题、脱离人物、脱离生活而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有本质的不同。就拿他在《缘分》中写的伟洛来说，他的“王老五”生活到了尽头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一是单身女人卖陶豪是因为她与伟洛的表妹有金钱上瓜葛，她做这一笔买卖是为了筹钱打官司。二是在闲谈中得知这个单身女人的生辰八字与伟洛不谋而合。这种外在和内在的机遇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这对男女的缘分，而一直相信缘分的伟洛自然对此不存怀疑，这便可以预见伟洛的独身生活有改变的希望了，由此读者便随着悬念的获释和主人公一样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而取得了疑而后信、惊而后喜的艺术效果。
运用悬念必然要写释念，这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悬念是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段，释念是说明问题的真相，使读者产生“原来如此”“顿开茅塞”的感觉。如果为了卖弄噱头，耍弄技巧，只写悬念不写释念，只留“扣子”不解“扣子”，必然会故弄玄虚，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这对矛盾的统一并不是无条件的。《换人》中写的囚犯之所以会由创生换成陈机，是因为作者事先埋了伏笔，为释念作了铺垫。创生坐牢原就是一个冤案，是陈机为了搞掉情敌而陷害对方。陈机后来被捕是因为他犯了诬陷罪，故这篇小说的悬念“悬”得出人意外，“释”得入人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