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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李白词及其真伪之争
作者:张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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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发展的初期,只不过是一些民间小曲,在教坊的乐工伶人、青楼的歌儿舞女之中传唱。但是,由于音乐的发展,新曲大量出现,而民间曲词的艺术水平往往还不够高,多是作者就耳闻目睹身历之事,缘调切题、即兴咏唱,使用的也多是铺陈叙事的手法,不免粗糙。为了使新曲流行,赢得更多的听众,就需要为它们配上更好的歌词。于是,青楼北里的乐工歌女,就竞相寻求诗人的合作。从白居易的“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刘禹锡的“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酬杨司业巨源见寄》)等诗句可以看出,为新兴乐曲填写歌词,在文人中开始形成风气。
这样,词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就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即由民间发展到了文人中间。民间的文艺,作为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但同时也“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需要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任何文学形式,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发展到高级的阶段。
早期文人词的创作,主要是中唐以后,盛唐极少。宋人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录唐词,首列李白七首,并称《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清人陈廷焯也认为:“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可以是为词中鼻祖。导词之祖,断自太白可也。”但明人胡应麟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亦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此说的提出,使李白二词的真伪问题成为词史上一段公案,疑之者力辨其伪,信之者力主其真,至今争论不休。
我们赞同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之前,“与其勉强争论,不如暂且存疑”的意见。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对这两首词的内容作出分析。试图在这样的分析中,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
《菩萨蛮》一词的原文如下: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这首词抒写的,是羁旅行役者的归思乡愁。这种愁绪,如同延伸向天边的广袤森林上笼罩着的迷茫烟雾,浓重得拉不开、扯不断,如同夕阳西下后那无边无际的暮色,黑沉沉地压在人的心头。所以此词的上片,表面看是在写景,但作者的主观情感已浑然化入景物之中,而使人不觉。
“寒山一带伤心碧”的“伤心碧”三字,俞平伯先生曾释为“极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并以杜甫《滕王亭子》诗中“清江锦石伤心丽”一句作比,似乎“伤心”有“极其”、“非常”之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8页),略嫌牵强。其实唐人诗中,常常把山、树、草之碧色与客子思乡恋家的伤心愁绪联系在一起,如李白自己的《春滞沅湘有怀山中》诗中,就有“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古之伤心人,于此肠断续”的句子。另如白居易《青门柳》中“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钱起《送崔校书从军》中“燕南春草伤心色,蓟北黄云满眼愁”,都是具体的例子。崔涂的《远望》中,“长为长思侵,望极即霑襟。不是前山色,能伤愁客心”,虽是反说,却恰恰证明山色引起客愁。所以“伤心碧”三字,解作“浓郁的绿色令人伤心”即可。
上片由写景引出人物后,下片又由人的描写重归于景,“宿鸟归飞急”、“长亭更短亭”这样的句子,将作者永远漂泊、永是离别而不知生命归宿的痛苦人生感受,与眼前的景物水乳相融地糅合在一起,从而使景物描写达到了化境。
我们知道,在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词作还保留着“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模式,而此词在三百年前就已完全突破了这一模式,上下片无分抒情写景,情景已经浑然互化,这不能不说是让人十分惊奇的事情。
此词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对生命精神的感悟。中国古代的哲学,是视四时有并同天地之功,以四时为宇宙之生命精神的最好体现。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下传》),四时运行的规律即宇宙生命的规律,四时模式即为生命模式。其次是对朝暮的认识:把日升月隐、潮涌波平、生生不息、循环不已,看做是生命节奏的显现。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写四时、写朝暮,实际上往往是在写生命的精神、写生命的意识。每当黄叶飘飞、夕阳西下之时,人的情感节律、心理节律,与大自然的生命节律一样,同趋于安顿,则人对心灵止泊、生命归宿的向往,也油然而生。这正是深秋意象、黄昏意象最能触动诗人愁怀的原因。李白此词,非常完整地把握了四时、朝暮这一表现生命精神的抒情模式,而且非常纯熟地化入写景之中,仅“寒山”“伤心碧”写秋,“暝色入高楼”写暮而已,却使全词笼罩在一种寂寞、凄苦、悲凉的气氛中,把作者在人生路上茫然前行、不知所之的悲哀,十分含蓄地表现出来了。
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词中的归鸟意象。最早在诗中创造归鸟意象的,大约算是陶渊明。他曾有《归鸟》诗四首,描写了“欣及旧栖”的“翼翼归鸟”。另外,他还有大量写归鸟倦飞知还的诗句,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之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之七)、“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咏贫士》七首之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等句,归鸟遂成为诗歌中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李白词中的“宿鸟归飞急”的描写,应当说与陶诗中归鸟意象的审美含义是一致的,它把诗人倦于人生跋涉、渴望灵魂止栖的痛苦情怀,非常生动地衬托了出来。特别是,它与全词的内容极其统一,以至粗心的读者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景物描写。其艺术腕力的高超,确实令人吃惊。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还是《忆秦娥》一词。其原文如下: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词的起笔很细、很轻,写凄凉的月色、幽咽的箫声、轻柔的梦境。箫声惊醒了秦女的温存之梦,面对窗前一钩残月,她沉浸在美好的梦境中,黯然销魂、顾影自伤。下面很自然地转入对“灞陵伤别”的回忆,引出一种苦苦思念之情。
由上片歇拍的思念远人,到下片首句的重阳登高,从内容上看联系十分紧密而自然,但从表现的境界上看,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作者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境界也突然提高了。站在乐游原向西望去,咸阳古道上一片冷寞沉寂——这是在写什么呢?当然可以解为眺望远人所去的方向,因心上人的杳无音信而愁苦不堪。但,有没有其他的含义呢?眼前的景物是如此广阔,而由秦楼到汉道,历史时空的帷幕也已拉开,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紧接着,“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个字,更使这种猜想得以落实:作者显然是在爱情的失落感中融入了时代的失落感,在男女离别相思的悲哀中,渗透了一种更强烈、更深沉的历史消亡感和毁灭感。历史上的秦、汉两朝,曾建立了多么伟大的基业,但曾几何时,当年的巍巍权势、赫赫功名,早已烟消云散,当年的辉煌殿宇、庄严陵墓,也已残破冷落,在萧瑟的西风残照中,显示出无限的荒凉。
结尾的这一画面,立脚点是如此之高,场景是如此之壮阔,格调是如此之苍凉悲壮,意境是如此之雄浑高远。这就难怪王国维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人间词话》)但是,这样阔大的境界,却是从开始的极轻极细的描写入笔;而其间发展演化的脉络,如不细细寻绎,又几乎使人不能察觉。这种艺术表现的技巧,确实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词的发展尚在幼稚的时期,能够以如此成熟的笔法,写出如此精妙的、置于宋词中也绝对是第一流的作品,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另外,读李白此词,很容易联想到晚唐杜牧的《登乐游原》诗:“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也是感慨盛世的衰败、历史的沉埋,写历史的消亡感和毁灭感。但杜牧的时代,已是晚唐社会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时代,与李白的时代毕竟不同。在盛唐时写出这样有“衰飒之气”的作品,这就难怪有人疑此词为“中晚唐时人伤乱之作”。
这里,再回到李白词真伪的问题上来。过去人们认为《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系李白所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原因,即:艺术上水平如此之高的作品,非李白而莫属。但是,艺术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在词的发展还处在十分幼稚的时期,当文人创作还很注意向民间词学习的时候,李白能够写出表现手法那样复杂、成熟,艺术境界那么高的作品,这才是真正让人难以理解的。
当然,一切事情都有例外。有的专家就指出:在屈原的《离骚》出现之前和之后,文人诗歌的历史上还都是平地;而十三世纪的诗人但丁,几乎就已经唱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调子。所以,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我们对此也只好暂且存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