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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的阐释焦虑

作者：熊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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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作的建构方式和评判标准是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拟对此“悬置”不论。单就那些得到了学术界或“民间”认同的名作的欣赏而言，由于欣赏主体的视角不同、评判标准混乱、欣赏目的迥异、批评理论依附不一以及审美价值观念等存在差异，不仅导致了名作欣赏呈现出“混乱的美丽”，而且使各鉴赏文本之间出现了认同危机，相应地也就出现了阐释^①名作欣赏的焦虑。
　　名作欣赏的阐释焦虑首先归源于人们对同一作品进行欣赏时偏重于不同的文学因素。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作者、文本、接受者和世界是艺术的“四要素”，它们以文本为中心，各侧重于自己的一端而形成了所谓的“摹仿说”“表现说”“实用说”和“客观说”等文本欣赏理论。^②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准确地概说了文学批评的相关因素，也预示着文学批评（哪怕是对同一个文本的欣赏而言）由于对“四要素”各有偏重而必然出现不同的结果。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正是循着“世界←→作者←→文本←→接受者”的程式发展演变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欣赏方法中，我们讲求“知人论世”，围绕着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知人”）和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论世”）来进行文学欣赏。刘勰认为：“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此处所谓“才”“气”“学”和“习”是对文学欣赏中“知人”论的具体阐发。同时，在《时序》篇中，刘勰认为“文变染乎世情”，“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将文学作品的欣赏与产生作品的时代结合起来。用中西方文论阐发的文学要素来解读文本都是合理的，但仅以一种文学要素进行名作欣赏则会陷入片面的泥沼。以作者为中心的欣赏方法来讲，读者要真正地以作者为中心去修复文本中所寄托的作者原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所有的修复一样，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③英美新批评根据“意图谬误”提出要截断文本与作者的联系而专注于文本研究，但文本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话语系统，它的产生和接受都表现出了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意义空间。以读者为中心的欣赏方法过多地强调读者对于文本意义建构的作用，文学欣赏则易脱离原文而造成“过度诠释”。鲁迅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④所以，欣赏者应该综合文本、作者、社会状态和接受者等因素，才会在避免“近乎说梦”的同时对名作进行贴切的欣赏，也只有这样，名作欣赏才会在有章可循的情况下摆脱阐释的焦虑。
　　读者文学欣赏目的的差异是导致名作欣赏阐释焦虑的重要原因。文学欣赏的目的与文学的功能系统呈顺应关系，非功利性的文学欣赏会给读者带来纯然的审美愉悦，功利性的文学欣赏则带有宣传和教化的实用目的。由于审美目的和审美期待不同，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批评鉴赏就会大相径庭，同是《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⑤。儒家功利思想在文学鉴赏论上表现得比较充分，孔子认为阅读文学作品（“诵经”）的目的是为了达“政”和出“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论语•子路》）此文学观对中国鉴赏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文论注重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对“经世致用”的文学鉴赏观进行阐发：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刘勰认为文学接受是为了“原道”、“宗经”和“徵圣”（刘勰：《文心雕龙•典论》）；韩愈主张“文以明道”；周敦颐认为“文以载道”，这些观点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欣赏观有浓厚的功利色彩。西方虽然也有人持功利性的文学欣赏观，但更多的文论家则认为文学欣赏是非功利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鉴赏的目的在于“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泻”^⑥，文学欣赏单纯地是为了“净化”（Ｋａｔｈａｒｓｉｓ）和愉悦心情，康德、克罗齐、普列汉诺夫等人注重从纯粹审美的意义上去看待文学艺术鉴赏中的非功利性。清朝末年，中国也产生了非功利的文学欣赏观，王国维曾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⑦不同的文学鉴赏目的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具体文本的批评鉴赏，以张爱玲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的欣赏为例，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图解和传导主流意识的功利性文学欣赏观使这两部作品披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在思想解禁和话语环境相对宽松的当下，纯然的文学欣赏却使我们认识到这两部作品是在个人主体意识和判断能力丧失的语境下少有的对那个时代和人性保持清醒认识的佳作。再就《诗经》而论，有人怀着“教化”的鉴赏目的去学习其中的“礼仪”，有人则以艺术和文学为标准去欣赏它的意境和辞藻。所以，鉴赏目的的差异势必会导致多样化的文本批评和言说方式，进而造成名作欣赏阐释的焦虑。
　　二十世纪是西方文论的繁盛期，也是中国输入西方文论的庞杂期。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丰富了我们今天的文学欣赏理论和方法，但由于个人偏好和阅读限制，不少人常机械地以某种理论去“科学性”“技术性”地鉴赏作品，使不少名篇佳作被“异质”的文论解读得支离破碎、牵强附会乃至面目全非。这样的文学欣赏现状自然让理论界难以对之作出理路清晰的阐释。中国传统的文本解读模式要求读者调整自己的审美体验以适应文本经验，在对作者意图的接受和认同中去建构文本的确定意义，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在鉴赏的过程中应该达到最大限度的趋同性。现代意义的文本解读方式和接受方式是以西方的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强调鉴赏者的审美创造力和主动性，读者不再以复原文本意义来凸显自我对文本的鉴赏体会。在他们看来，文本没有中心意义和主题，所有的符号都是能指，文本中始终存在着补充、边缘、缺席等空间。从这个角度讲，文学鉴赏不是对作者意图的还原，而是对作者意图的延续和超越。传统的鉴赏方法是对文本意义的建构，现代西方的鉴赏方法则是对文本意义的解构，在消解“中心”的情况下实现“理解、对话、意义和表达的统一，这是一种以理解为轴心的重新确定逻各斯和意义的在场，其所持存的仍然是一种归汇中心（理解中心），寻找新的确定性以保证语言中心论的优先地位”^⑧。尽管传统的文学欣赏和现代的文本接受之间在方法上大相径庭甚至是背道而驰，然而在审美取向上却是殊途同归，都表现为对某种确定的文本意义的维护。这两种文本接受方式所达到的审美目的是否相同姑且不论，单是采用不同的接受理论去解读同一个文本所造成的文学鉴赏的丰富性就足以为文学欣赏的阐释制造麻烦。
　　当前复杂的文化语境不仅意味着名作欣赏的多元化，而且意味着名作欣赏这一文学接受活动步入了危机，最终使名作欣赏的阐释面临困境。“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本身分歧很大，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教育阶段，他们各自的信仰、信念与趣味有很大差异，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某种统一的思想强权将他们整合在一起。”^⑨没有“统一的思想强权”无疑会给文学创作和欣赏培育出自由的文化语境，丰富经典文本的解读模式和内容，但同时也会使经典的文学作品在欣赏的过程中出现意义的“混乱”，甚至其赖以成为经典的艺术要素也会被消解掉。信息技术的更新发展使文学文本生存的合法性和可鉴赏性都面临着危机。声像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在形象性和直观性上与图像制品和声像制品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各种精美的时尚杂志、画册、休闲读物以及音像制品在逐渐占据市场的同时也逐渐以其感官刺激取代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图像成为新的文化霸权，并试图把此前的图像和语言的位置颠倒过来”^⑩。如果文学文本在当前存在的合法性就遭遇到挑战的话，那接受者的阅读兴趣就会从文学作品转向图像或声像制品，这其实也意味着文学欣赏活动危机的到来，因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¹¹⁾。“印刷文化”的“欠直观性”削弱了文学欣赏活动的进行。此外，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经营模式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在以获得消费者来赢取利润的文学创作观念的指导下，通俗读物的销售一路走高，而所谓的“名作”和“经典”的受众却越来越少，仅有的文本批评也变得越来越平庸和低俗。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里，“名作”的评判标准也是多元的，“名作”的概念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中也是不尽相同的，就算是那些得到了广泛认同的“名作”也会因为读者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而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解读内容。因此，中国当前的文化语境使学术界对名作的欣赏很难用一种模式或一种观念来加以整合，名作欣赏阐释的焦虑无可避免。不过从文学批评繁荣的角度讲，这种焦虑也无须避免。
　　导致名作欣赏阐释焦虑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分析的诸因素外，还与欣赏者有关。不同的读者由于生活经历、审美经验和文化素养等存在着差异，他们会对同一名作进行不同的欣赏，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带着不同的心情去欣赏同一名作也会有不同的解读，更何况文本自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存在实体，欣赏角度、评判标准、欣赏目的、理论依附和时代语境的差异当然会导致不同的批评欣赏。无论如何，任何单一的欣赏模式都不可能全面地对名作进行欣赏，唯有采用多种视角、方法和理论，我们才能对同一篇（部）名作的艺术和意义的欣赏达成共识，对名作欣赏的阐释也才会在厘清思路的情况下更好地协调并指导欣赏活动。
　　
　　①阐释“由文学批评中来，又超出文学批评”（王峰：《从文本到生活——文本阐释的几个意义层次》，载《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４年３期），是对批评的思考。本文所谓阐释是对名作欣赏或文本批评的思考。
　　②Ｍ•Ｈ•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参见第４－５页。
　　③（德）伽答默尔：《真理与方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载《鲁迅全集》第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３０页。
　　⑤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载《鲁迅全集》第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４５页。
　　⑥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３页。
　　⑦王国维：《文学小言》之二，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７页。
　　⑧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７页。
　　⑨陈晓明：《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载贵阳《山花》杂志，２０００年９月。
　　⑩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６页。
　　（本专题文章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