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他们的西方文论与我们的文学研究
作者: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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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需要欣赏的,因为她是艺术,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欣赏是真正面对文学的第一步,是引领我们步入文学殿堂的原初动力。一个不曾欣赏玩味过文学的人,是不会真正体会到文学所能带给人的那种无以替代的幸福、激动和深刻的。假如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少面对文学作品,那么他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都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文学研究都日益功利化的时代,在一个文学只被“研究”却很少被欣赏的时代,《名作欣赏》在当今芜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构成了一道最清新最纯粹的文学景观。
文学的根本是作品(work),后来我们不再强调只有作家才是文学作品意义惟一的赋予者,开始注重读者阅读活动的个体性与主观性,注重阐释的重要性,于是作品又被称为文本(text)。从作品到文本这种命名的变化反映出我们面对文学的观念和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命名终究只是命名,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所命名的对象本身并未发生迁移。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主要是方法论,重点是研究认识文学的方式。无论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社会文化、主体心理出发,其中的不同点只是关注文学对象的视角与方式问题,而关注焦点总是殊途同归,那就是文学作品或曰文本。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以科学主义的态度直接面对文本,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批评、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等文论也总是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所作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便是引进西方文论,特别是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这些理论已在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这一现象有目共睹,无须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说的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文论的过程中,我们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良倾向,那就是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关注严重不够,从而导致文学研究远离对作品的鲜活感受,远离现实生命体验,致使引进的西方文论在一定程度上呈悬空状态。也许,我们在面对五彩缤纷的西方文论时或多或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传统经典,其中最大的动力往往源于对文本的“细读”和对个体生命以及社会现实的关注。以不同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新的观照和理解,对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冲动,以及对个体遭遇的新的生命体验进行表达的强烈愿望,是西方文论不断挑战传统经典的出发点和依据,是其理论推陈出新的“源头活水”。可以说,正是这在相当程度上被我们忽略的“源头活水”,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个中道理其实很显然很简单:离开了对文本的鲜活感受,离开了特殊历史境遇下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还能谈得上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吗?一个不肯面对文本和自我的文学理论家,他(她)的身上会有多少文学的气息呢?然而今天中国文学研究的现实恰恰是如此令人悲观,怎么担忧都不为过。对文学作品的隔膜和对当下中国人生存体验的漠然使文学研究一步步远离文学,远离现实,远离自我和生命。天马行空毫无血色的空洞理论正在成为除了与科研业绩相关而外与其他一切均不相关的纯“学术”,抛弃了生命和现实的学术游戏也正在被现实和生命所抛弃。细察当今学界,这样的判断或许并不为过——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既缺乏足够的文学家气质,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家气质!一代知识分子就这样蜷缩在历史的角落里,留下了一堆堆日常生存的垃圾,却没有留下响彻历史长河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理论的引进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何况二十世纪西方的不少文论代表了整个人类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反省自身具有无可替代的启示作用。问题是,任何理论都是针对问题的,是在面对问题进行不懈的追问和执著的探索后而诞生的。离开了问题,离开了面对思考对象的困惑,离开了陷身于复杂世界而无从解释的精神痛苦,理论还有何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们刚刚冲破空前封闭的文化环境面对世界时,我们与西方确实存在着一段明显的历史落差,无法形成一种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关系。在当时,文化上的引进和借鉴是我们必需而且理所应当的选择。在我们自身思想匮乏并且问题成堆的时刻,西方思想文化资源的引进即使没有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也会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西学”成为显学有着历史选择的必然。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西学”已有了相当的了解,甚至与我们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也走进了中文系本科生的文学课堂。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与西方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历史落差。全球化时代意味着资讯垄断的终结,我们可以与西方同时分享一切信息。因此,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形不同,不管是否情愿,我们已经与西方并排站在了一起,由历时关系变成了共时关系。西方不再是我们的未来和楷模,而是我们的邻居。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在全人类获得最基本的价值共识的前提下,不同文化平等共处(虽然事实上的情形可能并不如此),每种文化都有权而且应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构成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显然,在如此历史情形之下,我们还持二十多年前的心态,唯“西学”马首是瞻,便不再是“以强者为师”的虚心好学的精神了,而是无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依然保持着毫无节制的自惭形秽!更其严重的是,我们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常常缺乏问题意识,在大量译介西方理论的同时,并未足够关注我们自身的生存现实与问题,甚至把译介西学当作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这一趋势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在大肆蔓延,天马行空五彩斑斓的理论旗帜依然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景观。前已述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自有其“源头活水”,那就是对文本鲜活而独特的个人感受和见解,对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冲动,以及对个体遭遇的新的生命体验进行表达的强烈愿望。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兴趣往往只在其理论的部分,而对其作为根本的“源头活水”则漠然置之。何况,作为方法论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通向真理或新的发现的途径。离开“源头活水”玄谈理论,也就是视方法本身为真理,其结果必然是步别人后尘而无任何新的发现。这种把文学研究方法视为文学研究本体的倾向是我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文论过程中所犯的最严重也是最顽固的错误,以至于在目前学界,抛开文学作品而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文学研究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鲜活感受,失去了对生命现实的体验和关注,离开了“源头活水”,文学家气质和思想家气质从何而来?
“理论崇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一代代“主义”和“思想”的浪潮无坚不摧地席卷中华大地。即使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理论依然可以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无所顾忌地同时呈现出内在的贫弱与外在的强大。二十世纪中国的理论大多不指向真理,而是指向实用的话语权。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理论往往天然带有几分崇高感、权威性,呈现出可怕的迷惑性与蛊惑力,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自然也根深蒂固。王一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的理论与批评相互脱节的现代正统实在余威强劲,以致空头理论教条仍在禁锢着文学理论本身的自由灵性和现实的文学写作的发展(《批评的理论化》,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汹涌而入的西方思潮在冲击空头理论教条权威的同时,也扮演了与政治权威相对应的另一极权威。所以西方理论的引进在中国一开始就有一个迅速本土化的过程——那就是崇高感与权威性的获得。但是,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特别是后现代理论那里,理论的崇高感与权威性恰恰最易招致警惕和反感,且最终必然导致反叛和颠覆。他们往往无视既有理论的规定性,喜欢从个体独特的文学感受和生命体验出发,挑战传统的经典与权威,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可能的解释。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是徒劳的,最终必然失败的,唯有个体存在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所鼓吹的文化与文学的“多元”绝非理论流派的“多元”,而是强调回到世界的本原,回到事物本身,具体到人,就是回到自我琐屑孤独躁动颓丧疯狂绝望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个体生命体验。后现代的不少观念显得异常偏激,但依然保持着生命的血色。在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那里,何为艺术是他思考的一个重点。他极力反对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在他眼中,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概念的、技术的、功利的。理论的抽象化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引诱我们远离“在”的家园,忘却“在”的本意。他倡导“诗意性思想”,因为只有诗意性思想才会引领我们回家,让我们诗意地栖居。在海德格尔那里,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不再是主客二分对立的传统模式,而是人与世界本原的合一,是体验和经历存在。遗憾的是,西方文论在传入中国后往往被抽去了生命的内核,逐渐成为一堆苍白乏力虚张声势的空洞理论。这种倾向与此前政治领域内对西方的借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因为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还残留着我们极不愿看见的某种遗毒?
借鉴西方文论最重要的不是大量名词术语观点结论的引入,而是其追问和探索的方式及历程可能带给我们的灵感与启示,并借此促使我们调整自省方式,进一步激发思想的潜能。每一位作家及其作品都是独特而丰富的,每一次阅读都是新鲜而奇妙的,每一回心灵的颤动都是陌生而永恒的……只有真正回到自我生命的丰富性,回到特定历史境遇下鲜活的生存感受,我们才会从内心深处升起对理论的天然警惕,才会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重新发现自己。十九世纪末,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指出: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今天看来,此说似乎依然准确。在西方文论那里,新知之新在于创见,在于用鲜活的文学感受和生命体验不断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呈现新的文学景观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生命景观。然而多年以来,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时却遗弃自我,舍本逐末。是该回到自身的时候了,中国学者决不能继续在“多识”于西方之际抛开自我!回到文学本身,恢复对作品、生命及现实的鲜活感受和敏锐关注,我们的文学研究才会真正表现出足够的文学家气质和思想家气质。
当然,欣赏文学的前提是独立完整的主体性和从容优裕的心境。当今学术体制表面上向我们发出的是功利性诱惑,利益的背后却暗藏无情的摧残和奴役。《名作欣赏》在提醒我们回到文学作品的同时,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时刻反省自己面对文学时是否具有良好的心态以及独立而完整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