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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
作者：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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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门已臻于成熟的学科而言，不断开拓既有的研究空间是其最为本真的内在诉求，同时也构成了它自身发展的重要动能。似乎是对这一思路的自然引申，如今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不少学人即以为，当下蓬勃兴起的文化研究便赋予了现当代文学一次延展学科疆域的绝好契机。在他们看来，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乃至于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文化研究所倚重的这一系列新锐的理论话语足以冲破文学研究业已凝固的边界；文学与大众传媒、文学与性别意识、文学与学术流变、文学与文学生产接受机制，这种种新辟的理论语域也即将开启现当代文学研究更为广阔的视野。于是，这些研究者们纷纷操练起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或重新解读文本，或质询文学史研究思路，或对文学现象予以精彩评说，一时间热点论题迭出，充满新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种研究作一认真检视，我们就会发现，将现当代文学置于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把握，的确使一些为以往研究所忽略的现象和问题得到了呈现，学科的外延似乎也由此而得以扩展，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移植”来的理论却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阐释的限度”，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它们无力作出创造性的辨析、概括，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显得生硬突兀，现当代文学曲折的发展进程也没有获得更为生动、清晰的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文化研究的渗入未能真正给现当代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单纯凭借理论的锐气并不能拓展出文学研究的崭新空间。
针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尴尬境遇，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任何外来文论的引进，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是停滞不前、走向僵化，接受中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的考验，是起码的条件。”①这里不仅指明了西方文论在中国转化的具体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还涉及到了文学研究的空间限定问题。一般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学研究所能达致的最高水平要受制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模式，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的筛选、切入视角的定夺还是理论方法的选取均在这种权威性研究范型的掌控之下。于是，每当研究者对了无生气的研究现状有所不满，便会指斥某种落伍的研究模式束缚住了学科发展的步伐。这样，引入新潮的理论范式似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举。然而我们仍须追问的是，宏观的理论戒律是通过什么途径画地为牢、构筑起了文学研究的森严壁垒？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阻碍研究取得突破的无名力量究竟源自哪里？对各自的研究经验作一粗略总结，便有一个答案随即浮现出来，这就是“经典”。也就是说，是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化了的文学文本支撑起了既存的研究格局，同时也封堵住了文学研究的发展空间。在这里，“经典”这一概念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指称文学史上那些因其独特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而获得了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意指这些作品所承载的由研究者赋予的某种阐释内容。换言之，经典其实是由文学文本、特定理论观念以及研究主体感受体验熔铸而成的统一体。这三个要素彼此关联，不可或缺，而在其中研究主体自然居于中心位置，无论是外来理论还是文学作品均要经过研究者的选择和修正才能参与“经典化”的建构进程，由此便结成了研究者－理论、研究者－文学作品这样两种双向互动的对称性关系。“在文学经典的经典化过程中，产生于特定时代由特定个人提出并付诸实践的‘理论’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原因就在于它的某种属性同研究主体的内心诉求达成了一致。理论展示出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思维方式，研究者则根据自我的情感、意志取向对其进行选择、演绎。在这一不断交流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获取了一种独特的思想眼光，一种对于文学不同寻常的理解和把握，内心当中难以名状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也藉此清晰地显现出来。带着这种独特的文学眼光，研究者开始对一系列的文学文本进行检视和品评，然而这一检视和品评的过程却充满着矛盾与悖谬。我们知道，作为鲜活的文学生命，作品因融注了作家不朽的生命激情而升华出一种独具的文学品格。因此当研究者试图凭借自己的理念对其进行读解、阐释、认定时，作品并非处在静止、被动的地位，而是以其自身的丰厚蕴涵与之产生了种种纠葛，它或是印证理论，或是对其进行反抗乃至颠覆，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最终，研究者的思想意蕴与某些作品的特定内涵契合在了一起，体现研究范式的经典作品才得以确立。此时，这一系列巍然耸立的经典文本不仅隐匿起了自身某些与规范相悖逆的特性，而且还凭借其坐标地位使其他不符合经典要求的文本都退出了文学史的“舞台”。可见，被遴选出的这些经典文本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研究的尺度，它所昭示出的，便是一代研究者关于文学的总体理解和想象。
对于这种颇具时代色彩的文学想象，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理论方法对其作出理性的说明，然而却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涵盖它的全部寓意，我们仅仅是从那一部部的经典文本中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在文学史上“经典是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的”③，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的写作都要将它设为参照系，凡是与经典的旨趣、意味相近的，大都能够得到正面的阐述和评价，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符合经典尺度的作品则往往逃脱不掉被漠视、被抑制的命运。经典的重要性还在于，凭借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它为文学阐释划定了斩钉截铁的范围界限，任何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评价都不能逾越它自身所呈现出的意义、内涵，文学研究的恒定疆域就此形成。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史作一简略回顾，即可清晰地感知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那种种研究疆域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转折嬗变。我们看到，虽然同样是以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写于不同年代的文学史却呈现出了多样的表现形态，不但对于经典作品的选择迥然有别，即便是对同一部作品的阐释也截然不同。以《雷雨》为例，三十年代问世之初它曾被视作一部社会问题剧，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讨论；在五十年代高度规范化的文学史叙述中，其“反封建”的题旨又得到了凸显；随着“重写文学史”的浪潮袭来，研究者们又发现了剧作所蕴涵的浓厚的哲学意味。这些相互交叉、旨趣歧异的作品评论其实即昭示出了每个时代文学研究所秉持的价值尺度及其可能容纳的最大阐释空间，无论是微观的作品、作家论还是宏观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都须在这一空间内找寻言说的话题。
文学经典体现了一代人对于文学的认知态度，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抹煞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关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文学研究的指归就在于把人们最新鲜的感受体悟予以概括和表达，当经典作品所构筑的封闭空间阻碍了我们的自由言说时，其保守性也就显露无遗了，此时冲破这种研究尺度的封锁就成为文学研究者惟一的选择。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经典是由作品、理论及研究者的体验感受凝结而成的统一体，它不受理论的刚性归约，因而我们也无法仅凭理论的力量对它进行重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证明了这一点。寻求研究的突破首先要对研究者的研究姿态进行调整，文学研究是一种生命活动，我们也只有通过自我真切的生命感知才能对文学的精神有所领悟，继而开拓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
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相比，文学鉴赏因注入了研究主体的充沛情感而富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因而也最易于冲破理论框架的羁绊。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过程中，研究者以其细腻的体验感受步入文本的世界，探幽察微，使被既定研究模式所遮蔽的文学蕴涵得到呈现，作品多层次的意蕴也获得了阐释，经典从而能够显示出崭新的寓意。另外，由于文学鉴赏长于单篇作品分析，当大量被文学史所疏漏的作品进入它的视野得到恰切的分析，我们关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也会变得更为丰富。这样，经过长期的审美解读，权威性的经典诠释即失去了立论的依据，经典所固守的陈旧的研究尺度随而烟消云散，文学研究的广阔疆域自然也就拓展开了。由此可见，鉴赏其实为文学研究打下了最为扎实的基础。多年来，以《名作欣赏》为代表的几家严肃的学术期刊积极致力于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为研究者搭设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不仅推出了大量富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而且营造出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术氛围，这才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动力所在。
①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０页。
②陈太胜《文学经典与理论：变与不变的辩证》，《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③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