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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迷失与人格的分裂

作者：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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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冬天的雪像是疯掉了”，张楚在他的短篇小说《曲别针》的开头，就为我们营造了一种不祥的氛围。果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们看到主人公志国一口气吞下了十四枚变了形的曲别针，当那些坚硬的金属穿过他的喉咙时，他的手指还在神经质地在衣服的角落搜寻，“他相信，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当那些玫瑰、狗和单腿独立的女孩在他的胃部疯狂舞蹈时，他还能摸到最后一枚”。无疑，这是一个富有悲剧性的结局。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无法释怀的悲哀，去追寻主人公这一近乎疯狂的自我毁灭行为背后的强大动因时，我们的目光不能不穿透笼罩在这一事件表面的一层层似乎纯属偶然的雾障，而直抵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世界。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我的迷失与人格的分裂，正是促使主人公最终走上自我毁灭之途的内在根源。
　　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提出著名的“三部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的。“本我”即原我，是潜藏在人的无意识深处的部分，它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的种种本能、欲望和生命力的冲动，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与外在的行为规范，它惟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自我”，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它是“本我”和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者，它调节着“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把所有的能量都消耗在对“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的控制、压抑和排除上，所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其机能主要在于监督、批判及管束“自我”的行为，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弗洛伊德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上述三个部分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当三者发生冲突，平衡遭到破坏，即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
　　以精神分析学的视点来考察《曲别针》中的主人公志国，不难看出，其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是处于剧烈冲突中的。在“本我”层面，他放纵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背弃在农村插队时相爱、在多年的艰苦岁月中“正像一只新鲜的橘子，慢慢地被日子风干了”的结发妻子，在婚姻围城之外的众多女性（包括妓女）身上寻求快乐和刺激。他爱女儿拉拉，那个“脸色苍白、终日拿药喂着、患了轻度抑郁症和自闭症”、“得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十六岁的女孩，那个每天晚上不给他打电话就睡不着觉的乖巧女孩，似乎是他人生的惟一牵挂，也是他人生的惟一支柱。正是源于这种出自血缘的爱之本能（当然也不可否认其所具有的家庭责任感），他不仅毫无怨言、不厌其烦地往拉拉的药费——这只永远饥饿的胃里灌溉纸币，甚至还险些丧失了理性和道德，坠入为了获取金钱不择手段乃至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欲望的泥潭。而在与“本我”对立的“超我”层面，他的良心和自我理想却并没有泯灭。当那将两个东北客人干掉的想法“闪电似的划过近乎麻痹的大脑时，他的身体哆嗦了一下”，不正说明他的良心还没有丧失殆尽吗?虽然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大庆“这个喝酒以后就颠三倒四的下属”，可就因为他们一起在钢铁厂做过十五年的工友，还因为大庆有个下岗的老婆和瘫痪了多年的父亲，他才没有“早把他解雇了”，不也说明他身上可贵的道义与善良的人性如暗夜中闪烁的珍珠一样还没有被金钱的铜臭腐蚀净尽吗?每当他看到妻子张秀芝因女儿的病而悲伤时的面孔，他就会想起她年轻的模样，想到“她从来不知道她笑的时候很丑。她从来不知道他喜欢她丑丑的样子”，不也正说明他心中的爱情还没有被肉体的欲望焚烧成灰烬吗?而他在不经意间会想到自己多年前写下的诗句（尽管这些突然冒将出来的词汇会让他略微有些吃惊），以及他对美国人路易斯•裘德所创造的曲别针艺术的痴迷（尽管“他并不想做路易斯•裘德那样的艺术家，但他希望自己有那么一手”），不也透露出他的自我理想以及对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渴望并没有被庸常凡俗的生活所完全吞噬吗？
　　然而，我们又不无惋惜和遗憾地看到，在志国身上，在那尖锐对立、剧烈冲突的“本我”与“超我”之间，担负着重大的调节任务的“自我”却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迷惘无为。我们既看不到志国在放纵“本我”原欲追逐性、金钱时（无论其背后的原因、动机如何），因顾及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而产生的“自我”内心的惶惑不安、试图抗拒与自我规约，也看不到他在本应凸现于意识表层、却已被其遗落到了意识底层的“超我”不经意间以“理想自我”之光照亮了现实世界中阴暗的“自我”时，其“自我”内心的痛苦挣扎、不甘堕落与自我谴责。作者张楚似乎无意于深入挖掘并剖析主人公行为背后的深刻心理根源，对其如何由一个“诗人”沦落为一个被从前喜欢其诗作的警察斥责为“无耻”之徒的心路历程也未花费什么笔墨，他只是将一幅有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镜像展开在我们面前，让一个灵与肉相分离、“本我”与“超我”相冲突的主人公在我们惊颤的目光的注视下上演着他那人格分裂的人生悲剧：“很多时候，他一边注视着别人讲话，一边把曲别针掏出来。”“那次他和苏艳做爱，他的手没有抚摩这个臃肿肥硕的女人，而是闭着眼睛，在苏艳的喘息声中，把那根冰凉的曲别针弯成了一把铁锹。在最后的喷发中，他的手死死抓住那把在黑暗中闪烁着银色的铁锹一声不吭。”柯贵文先生在其文章中将志国手中不停摆弄的曲别针看作是“艺术化人生态度的隐喻”（见《名作欣赏》２００４年第９期），这固然不错，不过我觉得，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志国对曲别针艺术的执著与痴迷，是其人格结构中“超我”的显现，是其“超我”对受“原欲”支配的“本我”的反抗，对软弱无力、随波逐流的“现实自我”的不满以及对“理想自我”的一种下意识的追求。不过，由于曲别针艺术虽然体现出一定的创造能力以及创造者对生活的热爱和闲情逸致，但与那些以更为宏阔的视野反映着社会、历史、人生，以更为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形式蕴蓄着强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能够深入人心、流传久远的艺术相比，毕竟还只能说是雕虫小技，因此，其对“理想自我”的设计可以说尚停留于比较狭隘、肤浅的拥有一种让人称羡、佩服的手艺的层面，而缺少更加宏大、深沉的关乎人类生存的道德、博爱、理性等强大的精神内容，这就使其在落入现实的泥潭时无力自拔，从而在“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中走向自我的迷失与人格的分裂，陷入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烦”的生存状态。这样，当得知女儿拉拉的生命可能在这个冬天就要走到尽头时，他人生的惟一希望和支柱轰然倒塌了。“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了。”“不是做不成，只是不想做，如此而已。”本来就已失去了“自我”，灵与肉分裂如一具行尸走肉，现在，连诱使他、逼迫他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去攫取金钱的人生仅有的奋斗目标也被命运无情地夺去了，这必然使他觉得他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于是，在“我就是路易斯•裘德”的神经错乱中，在“那些曲别针，似乎真的被他的牙齿咀嚼成了类似麦芽糖一样柔软甜美的食物”的幻觉中，志国走上肉体的自我毁灭之途也就不足为奇了。
　　柯贵文先生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将小说《曲别针》中的主人公之死归结为时代的悲剧：“他所生活的时代岂止是毫无诗意，简直就是荒淫无度，糜烂不堪”，“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诞时代的诗人注定是不幸的，他被这样一个巨大的染缸所吞没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并且认为“他的死亡惟一的意义就在于其隐喻了艺术化人生态度在当下时代的命运”。而我以为，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如万花筒般缤纷变幻的大千世界，面对物欲横流，理性和道德之堤纷纷土崩瓦解的世俗人生，人如何保持着“超我”的高贵、高尚和“自我”的独立、尊严，维持着其人格结构的平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傲然立于天地之间，安然行走于人生之途，也是《曲别针》中主人公之死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同时也应该是这一小说文本的社会现实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