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对心灵家园的执著追寻
作者：吴周文 吴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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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 ①，其天职是关注人，尤其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心灵。伴随着现代商品化社会的进程，乡下人响应着城市的召唤，正以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纷纷进城，他们与新的生存空间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其精神与行为也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这就为当下作家提供了一种叙述的可能。孙惠芬作为一位生在农村，长在城市的作家，自觉地将目光投注在这些进城的乡下人身上，以她敏感的触须对人性进行细微体察，勾勒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的精神状态，达到“对灵魂的追逐，对情感的挖掘，对人生、社会的思考”②。
作为乡土忠实守望者的孙惠芬，于二零零四年推出了又一短篇力作《狗皮袖筒》。小说延续了作者以往表现个体生命心路历程的主题，对小人物吉宽的心灵世界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描绘，发出了他迫切需要家庭温暖的一声“呐喊”。“狗皮袖筒”作为母爱与亲族之情的象征，是统摄全篇的中心意象，它不仅保存了支撑人生存的那点“暖”，更重要的是赋予 “家”存在的意义，唤醒了吉氏兄弟长期被扭曲的人性尊严。
通过婚姻和血缘维系的“家”在孙惠芬的笔下有着特殊的意义，它除了作为稳定的伦理实体，更是永恒的精神慰藉，“家”的意象贯穿在这篇新作中间，包孕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进城的乡下人共同追寻的心灵家园。明确地说，“家”在现代意义上，除了父母双亲外，还必须有丈夫、媳妇与孩子，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家”。正如作家在她的《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所写的：“那想念的，不是活儿，而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是有朝有夕一日三餐的庄稼院生活，是不再在异地他乡吃苦受罪的平静。……但家终归是家，家和外面就是不能一样。然而，家千好万好……那样的好只有做过民工再回来才会知道。”③他们拖着漂泊疲惫的身躯回到故乡，奔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雪天归乡的吉宽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等待吉宽的却是一个冰冷的家。由于母亲的早逝，“暖乎没有了”，“再也感觉不到一点家的温暖了”，母亲的缺席，更确切地说是女人的缺席，使“家”的意义发生了质的残缺，吉宽归乡也因此失去了它应有的实际意义。然而母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失却母爱的回忆，与“冷冰冰的炕”同在的是母爱的温馨忆念，于此作者以狗皮袖筒作为隐喻进行写意抒情。“狗皮袖筒”在小说里成为包括双亲之爱、手足之情、男女之欢的寻“家”情感的演绎，借此凸显乡下人吉宽心目中热烈憧憬 “家”之存在的渴求与必要。
吉宽本可以也有条件成家，也曾碰到过一个可以婚娶的对象，可是“他一想抱那女子，那女子就提房子，说要是不答应盖新房子就不让他动她”，这让吉宽很是费解：“他就不知道他妈的这新房旧房和抱她有什么关系。”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社会，人的精神被异化，一切都以物质衡量，就连婚姻也蜕变为现行的商品交易。这无疑弄脏了吉宽心中那块传统婚姻观念的净土。因此，悖时并持有保守婚恋观念的他，坚决不“栽树引凤”，这桩婚事也便作罢。由于女人的缺席，吉宽的家名存实亡。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夫一妻制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惟一形式”④，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是婚姻加性爱，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这两者对于吉宽兄弟都是缺失的，惟其缺失，这让兄弟俩的精神陷入了极度的空虚和悲凉之中。文本中吉宽兄弟对心灵家园的追寻，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女人的找寻和对性爱的憧憬。作品构思的突出之处在于：吉宽回乡却不想回“家”，作者差不多把小说的整个故事都预置在吉宽家附近的小饭馆里，甚至把它当成吉宽的“家”来展开人物精神世界的细致书写。在吉宽心目中，二妹子小馆俨然成了“家”的代偿：“回到家乡的二妹子小馆，就等于是到了家，就像别的男人回到老婆孩子身边。”这不仅在于小馆有酒，有炉膛；更为重要的是“有女人为自己忙碌”，可以“感受小馆带来的家庭般的温暖”。在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和对归属的需求都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但长期的民工生活压抑了吉宽最本能的性欲望。在享受小馆带来的家庭般温情的同时，吉宽对女人的性需求也开始萌发。二妹子作为一个女人，是吉宽最初的性意识冲动对象，她可以随时提供给吉宽所需要的性爱；但出于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吉宽宁愿强制压抑性欲，也不愿“弄坏自己的名声”。这次吉宽回乡，在小馆里发现新来的“小姐”响英，他的性压抑又一次被热烈唤醒，但中间一段老黑山冷库杀人的电视新闻，让他发现“他身体里的需要不那么强烈了”。小说的转折之处在于弟弟吉久的归来。面对发抖的弟弟，吉宽一心只想让弟弟暖和起来，于是把母亲留下的狗皮袖筒给他御寒，在此，“狗皮袖筒”不仅是母爱的象征，更是亲情的象征，手足之情、家庭之爱被它演绎得更为充分而热烈。不仅如此，吉宽又带着弟弟去小馆感受真正的另一种“家庭”温暖。传统意义上，只有干过女人的男子才算真正的男人。小说中，吉宽一心想让缺少男子气概的弟弟“像个男人”，于是他带弟弟“上小馆干女人”，希望通过女人的温存带给他真实的“家”的温暖与快乐。狗皮袖筒所承载的兄长之爱和小馆带来的仿真般家庭温暖共同抚慰着兄弟俩饥渴的心灵，乌托邦式地完成了兄弟二人对精神家园的梦寻。
小说在展开哥哥吉宽返乡的同时，还把弟弟吉久杀人后回家作为隐显的副线予以交织，以进一步揭示乡下人因精神漂泊而思乡恋家的社会性因素。从八十年代开始，千千万万农民工进城谋生已是一个普泛的社会现象。他们受到城市金钱欲望的感召纷纷进城，却遭到“新资产者”的种种剥削与压迫，不仅他们的工钱被拖欠，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威胁与侵害。小说故意设置了吉久暴力杀人的细节。他在老黑山冷库打工受到非人的遭遇：“工棚里太冷了，工头又不让烧炉，大伙手脚麻木得睡不着”，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工头“自己还在轿车里开着暖风玩女人”，在这一冷一暖的鲜明对照中，彰显出的不仅是民工尴尬的生存处境，更是乡下人与城里新资产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确切地说，是当下城乡文明的冲突。乡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入欲望城市，面对的却是城市的百般挤兑，其固有的生存经验和价值观念通通受到颠覆与质疑，让他们倍感生存的焦虑，同时也深感尊严与人性的扭曲。如果说在吉宽身上表现出来的还是挣扎与忍耐，那么在吉久身上表现出的则是人性被压抑到极致之后的暴力反抗——“铲死工头”。杀人后的吉久本可畏罪逃往外乡，但为了找寻“家”的温暖，他选择回乡见哥哥一面，手足之情通过狗皮袖筒的演绎成为母爱的另一种符号，复苏了吉久被压抑多年的人格与尊严。在吉宽看来，弟弟为众民工兄弟免遭冻死而仇杀工头，虽然违法，但是一个英雄的男子汉的壮举，在他面前，弟弟已经不是被他误解多年的缺少男人气的弟弟了，故此，他带弟弟到“二妹子小馆”干一回女人，让吉久在自然生命意义上再做一回真正的男人。乡下人在欲望城市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纵向生存经验和横向生存境遇的冲突构成的巨大心理压力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在迷惘中隐约感到了“家”的呼唤，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乡村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故意设置吉久返乡后自首的结尾，有着延宕题旨的深刻寓意。自首，自然是吉久精神自我救赎的惟一选择。故而也是进城乡下人吉宽吉久们的惟一选择，返乡而回归心灵家园才能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文学被称为“精神灯火”，寄托了作家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这篇小说从精神需求和生存需求两方面探索进城的乡下人的精神世界，书写并提出了一个悖论：欲望城市既需要又拒绝进城的乡下人，乡下人既期待又恐惧进城实现自己的欲望，现代物质文明正日益轰毁他们心灵深处道德伦理传统的精神家园。乡下人并未因为跻身于城市而接受全新的现代都市文明，而恰恰是脱不了与传统的精神联系，他们拼死挣扎于理性的道德规范和非理性的欲望本能之间，在欲望都市的迷惘与无奈中苦苦寻求自己的心灵家园而不得，只有回归给予自己生命和人格的衣胞之地——乡村，从而寻找解脱自己的又一次心灵之旅。作家用“狗皮袖筒”作为精神符码，用以乡下人救赎自己的良方良药，凸现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心路历程，并建构起作家的心灵故乡——“歇马山庄”的世界。孙惠芬曾说过她在创作中所要探究的城乡“碰撞的交点在于当城市一点点变成乡村人的物质家园，乡村，到底能否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⑤本篇小说无疑是作者对此试图作出的肯定回答。
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１９５７（５）。
②孙惠芬：《伤痛城市·写在前边的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
③孙惠芬：《民工》，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第１版，第１７９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５页。
⑤蒋楚婷：《孙惠芬：乡村生活进入了我的灵魂》，《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