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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迷失·救赎
作者：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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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乡村人在时代变迁的牵引之下往来于城乡两域，从而因为体验异质性价值之间的抵牾而产生的种种精神困惑，是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孙惠芬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等等，莫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作品中，孙惠芬止步于对乡民精神困惑的客观叙述，甚至可以说，人物的困惑就是作家的困惑，因为作家也正游移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两难之间。不过，在孙惠芬的短篇新作《狗皮袖筒》中，却表现出对于上述文化价值两难选择状况的突破：作家在展示人物精神困惑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救赎之路，从而明确显示了作品（乃至于作家主体）的文化价值立场。
一、坚守
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对于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乡土人伦道德无疑具有强大的颠覆意义，特别是当交换原则越过一般商品经济关系，日渐侵入人的精神领域，从而使得冷冰冰的价格计算取代人们过去用于建构生命意义的超越性价值追求之时。这一事实无疑造成传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众多社会个体最为深刻的困惑性体验。就此而言，《狗皮袖筒》中的吉宽在时代性精神困惑中坚守传统人伦价值的姿态就具备了文化抵抗的悲壮意味。
在小说中，吉宽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又脾气暴躁的人：“吉宽天性话少。他不说归不说，一说话就发火。”不过，对于吉宽“天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为了塑造性格独特的“这一个”，倒不如说是作家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传统文化价值主体与当代现实格格不入的紧张状态。特别是联系到导致吉宽发火的具体内容时，就可以对这一判断做出更为充分的肯定。
小说着重描写了吉宽的两次发火。第一次是在二妹子的小酒馆。吉宽点了酒菜准备用饭之时，二妹子发现他的棉袄被撕开了裂口，就拿来针线要给他缝补。可是吉宽会错了意，以为兼营色情服务的二妹子有意勾引他，便在怒斥声中粗暴地推开二妹子：“少给俺来这一套，你把俺当成什么人啦！”事实上，女性身体大规模地纳入交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极为醒目的特征，那些遍布于城市和乡镇并透露着暧昧气息的美容院、洗头房、歌舞厅、路边餐馆和旅店，无不招摇着对于欲望的诱惑。尽管吉宽对于二妹子过于敏感的反应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他还想找对象结婚，他不想弄坏自己的名声。”——当然，这一考虑本身也依托于传统人伦价值体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吉宽在潜意识中拒绝着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换所导致的男女低俗关系方式对于情感需求的祛除。这一意义在小说描绘的吉宽第二次发火中表现得更为明确：曾经有人给吉宽介绍过一个女子，“那时他和那女子之所以没睡成，是因为他一想抱那女子，那女子就提房子，说是不答应盖新房子就不让他动她”。尽管吉宽不是没有钱盖房子，可是“他就是不想在抱那个女子之前给她他妈的说法”。在吉宽看来，女子的要求无疑也是将交换原则置于两情相悦之上，她以肉体为资本提出要挟的做法，与二妹子们明码标价的出卖没有区别，于是，“他一下子就发火了，呜呜嗷嗷地把她骂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
当吉宽直觉性地体悟到自己的价值坚守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他就本能地寻找用于支撑自己精神世界的价值资源。于是，母亲的遗物——“狗皮袖筒”——出场了，在它的身上凝聚着母爱所象征的传统人伦温情的无限美好，特别是当母亲已经过世之时，这种爱的回忆便更趋纯粹与明净，从而为处于极端孤寂状态的吉宽提供了想象中的宽慰与支持。“入冬以来，他做过好多次梦，那梦里总有母亲的笑脸，有狗皮袖筒两头露出的毛茸茸的狗毛。”
二、迷失
然而，吉宽的价值坚守未免要付出代价，最具重要性的方面就是吉宽深陷于性压抑之中。他虽然在现实中能够坚拒二妹子暧昧的诱惑，可是一到夜间却未免春梦连连，梦中的女主角恰好就是二妹子。如果一种价值坚守既无法获得社会性认同，又无法使个体保持心灵的宁静，那么，这种坚守必然难以为继。当然，放弃也需要一个契机。
在外地打工的弟弟吉久因为杀了工头而在雪夜潜逃回家，吉久的遭遇以及他对于杀人事件的叙述无疑直接诱发了吉宽对于自己一直坚守的价值的怀疑。“工棚里太冷，工头又不让烧炉，大伙手脚麻木得睡不着，就去买烧酒喝，谁知喝多了，那工头又没走。” “他监视大家不要紧，自己还在轿车里开着暖风玩女人。”
社会性不公在这里偏偏以性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场景在唤起吉宽多年来性压抑记忆的同时，必然引导他走向根本性的自我质询。凡俗的个体自然无法发展为圣徒式的隐忍苦难，因为长期自我压抑而处在临界状态的个体意识瞬息之间转向对于此前一切价值坚守的彻底否定。所以，他迅速认可了弟弟的行为：“他妈的他是该铲，铲死他！”然后，就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准备与自己视之有罪的社会同流合污：“走，妈的，他工头干女人咱凭什么就不能干女人，走，咱不在家吃了，咱上小馆，咱上小馆干女人！”
在二妹子的小馆中，当吉久埋头吃面时，“吉宽不停地说话，只是一句话：‘妈的，咱是男人，咱得学工头，咱怎么说也是个男人。’”吉宽本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此时的反复絮叨无疑显示了内心搏斗的激烈程度。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放弃一贯坚持的价值立场，走向一种在自己潜意识中仍然未能获致充分认可的生活原则，毕竟是一件灵魂中的大事，他首先要做的是彻底地说服自己。当他招呼二妹子为弟弟安排一个小姐的时候，这种自我说服工作已经接近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主体价值迷失的开始。
之所以仅仅说是迷失的开始，是因为吉宽仍然能够自我克制，虽然他又一次因为面对二妹子而隐隐激动，可是“当他的弟弟和小姐离开了他，他立即又回到了原来的他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因为他毕竟已经借助于弟弟完成了极为重要的心理突破。如果一切按照他现在的预想发展下去，突破自我设置的道德底线是早晚的事，因为实在找不出继续坚守的理由。
当天晚上，他将自己八年的积蓄三万元钱悄悄地置放在弟弟的鞋窠中，暗示弟弟天亮之前带着钱远走高飞。既然认定社会以罪恶的方式运作，那么，就没有必要服从于它的管制，或者说只有以罪恶的方式生存才能与它最深层的本质相耦合，从而可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熏就像那些“在轿车里开着暖风玩女人”的工头们一样。
三、救赎
不过，吉宽并未在迷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事情出乎预料的发展促成了新的转机：弟弟没有带着钱亡命天涯，第二天，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吉宽闻讯之初的暴怒在他听了弟弟的一番内心表白后很快消散了：“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于是，一度因为价值迷失而被遗忘的母亲的狗皮袖筒又出场了：“他把泪吸了进去，却把一只手伸了出来，伸到弟弟怀里的狗皮袖筒里，在狗皮袖筒的另一边吉宽握住了弟弟被铐住的手。”
在这里，基于传统人伦亲情实现的个体精神救赎是双向的。首先，弟弟因为感受到来自于哥哥的温情而消除了自身的暴戾、怨恨和恐惧，从而可以平静地承担源于自身过失的责任，以生命担当的方式将公道偿还给世界。进而，对于哥哥而言，弟弟因为吉宽自己行为亲情意义——尽管吉宽自己尚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激发而表现出的对于正义的勇敢认同，无疑深刻警醒了处在价值迷失状态中的哥哥，所以他在深刻悔悟中由衷地称许弟弟：“你是个男人啦！” 此时的“男人” 概念意味着正确价值观念建立后的成熟，而不是先前在小酒馆中反复念叨的那种敢于背离伦理道德，仅仅以性欲冲动实现自我证明的雄性生物意义上的“男人”。
更为重要的是，亲情伦理并非个体精神救赎的全部价值支撑之所在，作家并非完全回归传统。吉久认罪伏法，意味着个体对于处身于中的现代社会运作原则的认同，并使得救赎因为获致社会性认可而最终完成。当然，认同现代社会运作原则并不代表与一切丑恶行为同流合污。可以看到，作家细心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做出了区分。
基于交换原则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现代化最具根本性的前提，因而具有无可抗拒的历史合理意义，所以，吉宽和吉久都可以外出打工，将自己的劳动力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体系，并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吉宽不是通过打工节余了三万元的存款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在世的一切方面都可以纳入交换，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肉体商品化现象的存在，那也只能说是对人类自身不成熟状况无可奈何的容忍，从价值上看，它必然不能见容于现代社会的原则基础，它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获得现代社会的法律认可。由此，吉宽对于二妹子长久以来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对于“现代”的抗拒，相反，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在维护人的良善天性上具备了共通性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弟弟虽然和小姐上了楼，但毕竟没有“弄成”，这实际上是作家通过叙事安排所表达的价值判断。
于是，小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了桥梁，消解了在这一命题上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思路，并在传统与现代的意义融合中，为个体精神救赎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
在论及以“民工”为书写对象的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时，有论者指出：“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①然而，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却是我们势无可免的选择，如果作家一味依托于传统文化价值表达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道德批判，那么，文学必然无法实现对于历史价值的准确把握，也无以深刻参与新的时代精神的生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孙惠芬通过《狗皮袖筒》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为当代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本的创作尝试，便显得难能可贵。当然，这一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扩展。
①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