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社会底层者的诚挚倾诉

作者：万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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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散文数量激增，风格多样，“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新生代散文”等等层出不穷，表面上看，散文处在一个莺歌燕舞、众声喧哗的时代，其实，大量的散文不免虚弱、苍白，视野狭隘，休闲气、脂粉气过重，作家较多地叙述历史的轶闻趣事，津津乐道的是风花雪月，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状况却很少有人涉足，仿佛散文是高贵、骄傲的公主，与沉重灰色的苦难题材是绝缘的、格格不入的。其实，苦难在文学作品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而散文因其题材和内容直接源于生活本真，所以苦难的书写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夏榆的两篇散文《黑暗之歌》和《失踪的生活》便是书写社会底层者的苦难及其心灵呼唤的优秀之作。
　　这是两篇血泪交和而下的文章，是处于社会底层劳动者直接的自我倾诉。《黑暗之歌》从“我”进入矿井起写到“我”最终离开矿井，揭示了矿工“黑暗”的生存状态，表现了“我”对苦难的默默承受、挣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失踪的生活》叙述了包括“我”在内的城市寻梦者被现代文明遗弃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看到了被社会挤压到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呼告是怎样被漠视。由于作者来自于社会底层，是苦难的亲历者，他十九岁当矿工，且曾经流浪四方，因而他和底层有着血肉联系，对于底层人们的生活细节、情绪和感受了然于心，表现在这两篇文章中所记内容也就带着尘土的气息，带着劳动者的体温，从而给人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黑暗之歌》开头一句“我从居所到矿井的途中要经过俱乐部”即照应了题目：“矿井”关涉“黑暗”，“俱乐部”关涉“歌”，落脚点在俱乐部上，于是文章自然引出“我”听到飘扬在俱乐部上空的歌声、乐声，“我”看到演员们优雅的神情、洁净的服饰、欢乐的表情的记叙，这些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羡慕不已，成为“我”“人生幸福的理想”。这个理想不宏大、不崇高，但对“我”来讲，却是切实而充满诱惑的，为什么呢？接下去一句“比起来我的现实则遍布黑暗”的叙述既似不经意地交代了原因，又自然过渡到关于“我”的“黑暗”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去。接着，文章依次描写了矿工劳动的艰辛：窑工们“脱去衣服，裸露着身体”“用锹镐或者炸药开凿煤壁”，工作环境的险恶：“我经常能听到煤岩受到挤压扭曲而裂变的声音”，而这种艰辛、孤独、与死神日日打交道的生活因为有了演员们光彩照人生活的对比，使“我”无比的憎恨、厌倦和忧伤。不仅如此，文章还通过描写父亲——一个老矿工如何终日酗酒，让我们看到“黑暗”的生活是如何“从根本上瓦解一个人的活力和元气，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废物”，对此，“我”是怎样地厌倦而不甘啊！文章后半部分描写了“我”所目睹的两次死亡事件以及它们给“我”造成的极度惊恐和震动：老矿工面对工友死亡的麻木、习以为常的态度使“我”真切感受到死亡每分每秒都笼罩在“我”的头上，使“我”产生出强烈的求生欲，这种强烈的求生欲翻为对生活的依赖和眷念。而当“我”目睹亲密的同学——赵松被“黑暗”瞬间吞噬时，“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便毅然逃离了“黑暗”。这里，文章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赵松热爱唱歌、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幻想的生动形象，让我们不由对美的毁灭倍感痛惜，对矿工生活的命运深表同情。《黑暗之歌》给予我们震撼的不仅在于苦难的沉重，而且还在于文章关于“我”对苦难的复杂情感体验和心理体验的描写格外动人。一方面，“我憎恨自己的工作，憎恨的理由是它的远离人迹和暗无天日以及无限漫长”，另一方面，“工作使我独立，工作使我快乐”；一方面，“我”为自己无力背叛父亲的生活倍感悲凉，另一方面，我的内心又充满着对光明、自由、爱情的美好向往，这样错综的感情交织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我”不时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痛苦，而这些情感描写由于出自亲历者的笔下就显得特别地感人。
　　夏榆在《黑暗的轮转——自画像》（南方网２０００／８／２６）一文中写到：当“我”“一直不能适应矿井的黑暗”后，“那时对光的需要成了我行走的动力”，这样城市便成了“我” 的梦想之地。从文章记叙的内容看，《失踪的生活》实际上是承接着《黑暗之歌》最后的三个字“漂流者”而来，于是“漂流者”的生活成了后者记叙的对象。文章的题目叫《失踪的生活》而不是“漂流者的生活”之类，应该说是很有意味的，“漂流者”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状态，而“失踪的生活”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它是脱离人们视野的，这个标题更能深刻地揭示这篇文章的主题，而且，它又充满悬念：生活怎么会失踪？不过文章开篇并没有直接写漂流者的失踪生活，而是不疾不徐地叙述了“我”栖身之处的良好环境：这里是科技文化的发达之地，“西区是高科技区”，有“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表面上看这些内容与主题无关，但它却可反衬出弱势群体的生活被文化经济强势覆盖和遮蔽的事实。接着，文章记叙了“我”因为寄居在农民房中，故失去了邮址，而失去邮址，就意味着与亲人的隔绝，意味着被人遗忘。而这样的情形几乎是所有漂泊者所遭遇到的，他们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厨师、瓦工、保姆等等，为了生存，这些漂流者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城市颠沛流离，但城市却不能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地理和社会的确切位置和身份认同。或许漂流这种生活状态本身是与孤独结缘的，正如《失踪的生活》开头所引布罗茨基的话：“漂流，将我们推入孤独”，但这并不等于说漂流者孤独的心灵不需要温暖与抚慰，恰恰相反，浪迹天涯的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如果说失去邮址是一种客观的情形，是漂流者生存难免的尴尬的话，那么，从乡管理人员对信件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城市漂流者是如何受到权力者的蔑视的。
　　如果说《失踪的生活》的前半部分主要概叙了漂泊者生存的困窘的话，那么，文章后半部分则通过一个漂泊在城市里的姐弟俩的悲惨故事，让我们看到由于没有确切的属于自己的邮址，弟弟的呼救如何被延搁，被视而不见，最终被湮没，同时文章也深刻揭露了那些漂泊者的生命是怎样被忽视、被抛弃（这从公寓老板对于姐姐自杀冷酷无情的态度中可见），可见文章写漂流者的失踪就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了，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了。为此，文章详写了少年的两封信，读来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使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少年微弱、无助的呼救声。虽对少年为何锒铛入狱、姐姐为何自杀只字未提，但我们却能料想到其中必有无比辛酸的故事，从中感受到许许多多漂流者在城市所面临的新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从而唤起我们道德的沉痛感。
　　如果说《黑暗之歌》所揭示的苦难多半是职业性的话，那么《失踪的生活》中的苦难更多是社会性的， 如果说《黑暗之歌》的苦难是历史性的话，那么《失踪的生活》的苦难则是时代性的。因为矿井生活注定是远离人间、远离阳光、远离鲜花的，且是世世代代都得有人从事的高危职业，换言之，《黑暗之歌》所揭示的苦难更多的是由该职业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奔走于城市之间的那些漂泊者则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普遍的景象，他们被遗忘、被漠视，不仅在于他们失去了邮址，更在于他们的生命和人格被鄙视。因此，这两篇文章虽然都记叙了社会底层者的苦难命运，但在文学叙事的展开过程中，《黑暗之歌》具有更多的感性力量，而《失踪的生活》更多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
　　《黑暗之歌》和《失踪的生活》两篇文章虽都有着扑面而来的沉重，但文章仍不时闪烁着爱的光芒，有爱就有温暖，有爱就有力量，有爱就能感人。《黑暗之歌》中的“我”虽身处“黑暗”中，但对生活仍怀着无比的热爱，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成为“我”抵抗“黑暗”的力量。《失踪的生活》中，同为漂流者的“我”，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态度，为素不相识的少年热切奔走，这是“黑暗”中的亮色，是苦难中的温暖，它不仅使文章避免了一味诉苦的单一和浅薄，而且揭示了生活本身的斑驳多彩。
　　作者夏榆以底层劳动者的眼光写他们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重压，他把眼睛里面的泪水和心里的血都融进了文章中，他的文字无比坚实有力、真诚朴素，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样的写作或许能促使更多的人关注、了解、体察中国社会底层者的苦难，并给予切实的关怀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