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皈依与篡弑：关于“父亲”的异质叙述
作者：时国炎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在作者的潜意识里，父亲具有和上帝同等的意义，他们是孩子的信仰、一种典范，为后续的生命指引明路。所以作者才会不断地在文中渲染父亲缺场所造成的心灵恐慌，而要消解这种恐慌就必须虚构一个父亲形象，在虚构中寻找灵魂的归宿。毫无疑问，父亲是至高无上的，他主宰一切。作为子女，在肉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都永远无法越过父亲这道屏障。显然，尽管刘亮程的《先父》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部分创作一样建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但其异质性却是非常之明显：即他的创作超越了后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叙述而走向了纯精神的宗教层面，这种关于“父亲”的独特叙述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无疑是极为奇特的，这也是刘亮程文学才华的一种全新展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为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夏榆的《悲伤的耳朵》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文学图景。如果说《先父》是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自己独特的思考，代表了现代文学关于父亲叙述的传统一极；那么《悲伤的耳朵》则背离了传统文化，代表了现代文学关于父亲叙述的另一极。“父亲”在《悲伤的耳朵》中不再具有引路者的功能，反之却成为了一道可恶的障碍，他是作为作者的反叛对象而存在于文本之中的。这种父子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碰撞与仇恨带有显然的西方文化烙印，“五四”以来，对于这种“亵渎父亲”现象的言说成了现代文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母题。贾植芳先生曾经指出“亵渎父亲”的现象确实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中，也极具分析、探讨之价值。⑤陈少华在此基础上将之概括为“篡弑”，并进一步具体地将现代文学中的篡弑母题分解成三个子题，即出走、驱逐和乱伦。陈少华认为：“‘篡弑’欲望化作为摆脱卑贱的一种动力模式，是儿子成长诉求在特定历史境况中的表现。”⑥与之对应的文学作品大量存在于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五四”初期，胡适的诗歌《我的儿子》最早地对传统父子关系发动了攻击：“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随后其以戏剧《终身大事》表达了出走的欲望，而“出走”欲望的表述到了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说《家》中达到了顶峰，给当时的青年一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巴金创作于四十年代的小说《憩园》则进一步将父亲从家中驱逐出去，曹禺的戏剧《雷雨》关于乱伦的叙述则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观念。这样的叙述一直延伸到当代文坛，例如方方的《风景》、刘恒的《伏羲伏羲》及张炜的《外省书》等等作品对于“篡弑”欲望化的叙述达到了极致，父亲成了子女无情嘲讽的对象，他不再被赋予任何道德意义而仅剩下繁殖的本能。在这类文本中，父亲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对子女的成长既不具有扶持功能也不构成事实上的障碍。
从上述文学“篡弑”现象反观夏榆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悲伤的耳朵》具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该作延续了夏榆创作的一贯思想，即父亲构成对“我”存在与发展的巨大威胁，如《黑暗之歌》中就已明确地勾勒了“亵渎父亲”的现象。在事实障碍的认同上，作者延续了现代文学的“篡弑”母题，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的“篡弑”建立在实际的反叛层面上，这种反叛通过“出走、驱逐、乱伦”等行为而变得具体化，父子之间充满了尖锐的直接冲突；《悲伤的耳朵》却将父亲构成的威胁永恒化，在事实与精神双重层面上形成了对“我”的束缚与压制，但是当“我”面对这一切时，并没有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反叛，而是选择了沉默与服从，作者最终是将自己的反叛定格在精神层面上，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保留了一方自由的空间。显然，这种纯精神的反叛方式是迥异于“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实际反叛的，而更多的是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式的荒凉与孤独感。这种对于人之存在的荒谬表述近似卡夫卡式的言说，然其又有本质之区别：在卡夫卡的笔下，儿子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如逃离甚至自杀等手段来摆脱来自父亲的强大威胁（如《审判》等小说对这种存在的荒谬之表述达到了极致）；夏榆则沉默地面对这一切，他将一次次的反叛化为心灵的独白，仿佛在他与父亲之外还存在一个上帝，而这个上帝是他心灵独白的惟一倾听者，这种倾听似乎使他变得安详与平静。也许正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不到卡夫卡式的绝望与悲观，而是一种宗教式的坚韧和勇敢。
在《悲伤的耳朵》中作者提及萨特所说的那句话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言说对作者具有一种启蒙意义：“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当作者开始认识到父亲遮蔽了自己的存在而试图摆脱他的控制时，父亲也与此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儿子的挑战而意欲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父亲的专制权，那就是强行给儿子一个女人，让女人的裤带将儿子紧紧拴牢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他极其厌恶儿子身上的书卷气，他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压制儿子的叛逆，所以他始终强调人的本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不能搞女人的男人就是一个废物。”“我”则对父亲这种强横的安排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于是“出走的愿望使我成了一个没有激情没有爱也没有怜悯的铁石心肠的人”。好友Ｌ的半导体收音机则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这种叛逆，这种实际意义上的启蒙比萨特的言说来得更为明显，因为它使“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自己生活存在的无知与悲哀。“我”从Ｌ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东西，这些极具现代性意义的声音对“我”原始、封闭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心灵震撼力：“那些声音对我的耳朵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也是新奇的。它们不同于我熟悉的那种话语形态。”“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觉醒之后的我做出的最大间接反叛父亲的行动是买回了一个收音机，但这种不安分引起了父亲极大的愤怒，最终收音机被父亲狠狠地踩碎在脚下，而“我”则无言地面对了父亲的这种不可理喻的愤怒。“我”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反叛，“我重新成了一个被屏蔽的人。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最终“我”还是回到了从前，正如鲁迅所言，像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文中多次出现的“柏林墙”这个重要意象。柏林墙象征了封闭与敌对，而柏林墙的拆除则让“我”看到了解放自己的可能，但是我最终无言的屈服使这种可能化成了泡影。柏林墙最终成了永远横亘在“我”心中的无形之墙，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者作出了如下言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这句话在文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含义，它隐含了我对于父亲的一种根本姿态，即心中的柏林墙成了我抵御父亲征服的最为强有力的屏障。从夏榆这种独特的反叛父亲的方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具有浓郁宗教气息的坚韧和固守心灵自由的倔强。这种极度的忍耐使我们看到了源自作者心灵深处圣洁的光辉，它显然超越了世俗的眼光。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父》与《悲伤的耳朵》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叛父亲的方式分别延续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对于父亲的两种异质叙述，并作出了自己极为独特的思考。刘亮程固守传统道德范畴中的父子关系，而夏榆则以西方现代主义的眼光审视了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两者超越传统与西方眼光之处则在于都站到了宗教层面来进行言说，将皈依与篡弑以纯精神的方式表达出来，走向了世俗难以企及的高度。几乎可以这么说，刘亮程和夏榆的创作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父子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范式意义。
①乐齐主编：《穆时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９８页。
②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与留连》，载《小说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③芳芳：《不和你玩——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印象》，见《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７页。
④参见拙文《论刘亮程散文创作中的二重文化心理》，载《文艺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笔者认为刘亮程的创作潜在地体现了其对于城市现代文明的恐惧、不安与眷恋。为消解这种焦虑、获得心灵的安宁，他必须不断地通过刻画生育他的“黄沙梁” 世界找到生命存在的原点，从而完成自己的精神还乡，惟有如此，他才不至于迷失自己。
⑤贾植芳、王同坤：《父亲雕像的倾斜与颓败——谈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亵渎父亲”母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⑥陈少华：《论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主题》，载《文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