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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为农具今不同

作者：赵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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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最近在写一组关于农具的系列小说，《收获》《上海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已陆续发表了一些。据说，李锐是偶然地接触到一本关于中国农具的书，从中知道中国的农具历史都非常久远，而且这些农具至今还在使用着。李锐就想写关于农具的小说。当然，写农具的小说并不意味着它是关于农具本身的文字。农具不过是一个由头和引子罢了。
　　
　　一
　　
　　《袯镰》和《残耱》（见《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即是其中的两篇。确实，《袯镰》和《残耱》都以农具为题，这样将二者放在一起写作、发表或阅读便有了能够理解的一种外在契机。但在故事情节层面上，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同，一个通篇透着杀气，讲一个所谓“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案子”；一个始终流露着惨然，叙一个意外的岔子，写一种没落的场景，展示着深深的留恋和慨叹。
　　然而，两篇作品的内核又汇集于一个凝聚点，也就是“镰为农具今不同”了！《袯镰》中，陈有来的袯镰没有指向它应有的对象——庄稼，而是割了一颗村干部的头；《残耱》中，“他”的耱也散了架，残耱的存在似乎也与土地失去了联系，而且在“他＂的心目中，这耱即将成为“他”的殉葬品。一句话，两篇小说的内核是：农具失去了应有的农业意义。
　　陈有来的袯镰和其他人的袯镰一样，本来是农具，是河底镇张记铁匠铺给他打造的一把“好钢，保你好使唤”的农具。即使在杀死村长杜文革之前，这把袯镰本来是陈有来带去收玉茭的。作品明确介绍：“其实自己今天根本就没有想杀人，自己今天把磨快的袯镰插到后腰上直奔大石头地是去收玉茭的。”甚至和村长杜文革相见时，有来还是没有杀人的念头，因为有来明显低声下气地和村长打着招呼。但是，村长的话语激发了有来，点燃了有来的怒火，有来似乎是没经过什么思考就用本来是收玉茭的袯镰将杜文革的脑袋割了下来。让人更加震撼的是，有来割下村长的脑袋后，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将镰刀洗了，将自己的身体洗了，甚至将村长的脑袋也洗得干干净净。这还不算，有来还将村长的脑袋放在八仙桌上，一边喝酒，一边和村长的脑袋交谈，一边等着警察来抓他。
　　那张残耱在散架前的一刻还耱着地。但这耱一下子就散了架，而且散架时还阴差阳错地将“他”的左腿压在下面，“人坐在耱上边，风干了的土疙瘩硬硬地从腿底下碾过去，疼得钻心，紧喊慢喊还是被黑骡子给拽出去两三丈远”。耱的散架使耱失去了耱地的功能，这个意外的岔子促发“他”思考自家的状况，也促发“他”半是理智半是感性地观照原来热热闹闹而如今冷落得就像块荒地的村子。人去村空了，“一眼一眼的空窑，一座一座的空院子，白天不冒烟，黑夜不点灯，全都死气沉沉的，全都无声无息的，僻静得叫人发怵”。残耱不能耱地了，也似乎没有必要耱地了，“他”为它设计了最终的归宿：“就让他们把我使过的家什，把我使过的锨、镢、锄、镰还有这盘散了架的耱都和我一块埋到土里。”
　　
　　二
　　
　　使用了几千年的农具在《袯镰》和《残耱》中失去了它的农业意义，肯定是出了问题。在这两篇小说中，问题不在于这些农具总体上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也不在于现代农机具代替了它们。作品没有这方面的交代。
　　从法律的角度讲，《袯镰》的问题是陈有来触犯法律用袯镰杀了人。但是，陈有来为什么杀人，似乎是小说更加关注的。从这个角度看，《袯镰》的问题是出在村干部身上。按照小说的交代，这村干部杜文革可能是“霸占了大家的煤窑”，“贪污”，“害了我哥哥”，所以，陈有来为了给哥哥报仇，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留条后路，就用芟庄稼的袯镰芟了村长的头。陈有来杀杜文革并不是蓄谋已久，毫无准备但杀得却干脆利索，杀人之后超常的冷静和坦然也使人触目惊心。陈有来和杜文革没有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也没有一般的融洽的干群关系。表面看，陈有来的杀人多少有一些偶然和本能，但这种偶然性和本能性的杀人，得有多少必然性和非本能性的东西作为它的积淀啊！文学作品之中这样写一个杀人的过程，这样写一个杀人的场面，这样写一个杀人犯，似乎没有见过。
　　《残耱》的问题出在农村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上。“一家一家地都走了，去北京的，去太原的，去临汾的，去县城的，实在不行也要去河底镇、去黑龙关。住不进城里宁愿在城边上凑合，也不回来住。”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抛弃了农村的一切，而这一切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梦想与繁花似锦。这种景象使得一辈子以地为生、以农为业的“他”莫名惆怅。问题的关键是，并不是社会生活发展到了不需要农业的程度，也不是农业生产活动发展到了不需要耱的程度。这样来理解《残耱》，就不是一个所谓末代农民的情感留恋问题，而是一个掺和着情感留恋但更重要体现为理性观照的问题。
　　仔细区别一下，《袯镰》的问题更显个人化、偶然化，就小说而言，这毕竟是陈有来和杜文革“二人”之间的事。小说没有客观的关于杜文革的评价，也没有客观的关于陈有来的评价。杜文革被陈有来割了头，陈有来被武装警察击毙。于是这个案子也就死无对证了。《袯镰》中的袯镰是由于个别的个人的因素暂时地失去了农业意义，陈有来的儿子或许还会用那把袯镰收割庄稼。《残耱》的问题更显社会化和普遍化，它不是一个案子，而是一种景象，一种趋势。残耱失去其农业意义，是由于整个农村人去窑空土地荒芜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残耱》比《袯镰》写得更残酷、更揪心。
　　
　　三
　　
　　两篇小说都具有强烈的独省倾向。为了独省，小说不安排太多的人物，为了独省，小说不安排太多的情节性内容。《袯镰》甚至既符合生活逻辑又满足艺术需求地让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插门的插门，逃跑的逃跑，就像一阵妖风横扫而过，顿时把眼前刮得一无所有”。这样，在人命关天这个大事的拘束下，在特定的环境中，陈有来可以绰绰有余地进行独省。“他”呢，“身旁没有人，漫天漫地的黄土里只有不会说话的黑骡子，只有这盘拉坏了的耱，他就那么坐在大太阳底下，一个人哭。抽一口烟，流一阵眼泪。抽一口烟，流一阵眼泪”。通过独省，既交代事，又展示心。交代事使文字成为小说，使心有了现实的基础和支撑。展示心，使事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主体的关注，成为与人紧相联系的事实。换个角度说，一个是问题，一个是对问题的思考。
　　据说李锐为了写这些小说，把《王祯农书》《中国古代农机具》等书籍都看了一遍，并且希望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文体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所以应当注意领会两篇小说总体框架安排的用意。每篇小说的开始，都有一段有关农具的介绍，而且是引用式的介绍。两篇小说之后，又附上同样是转引的关于《王祯农书》的注。一般地读，这起码是一种与小说有一定联系的知识。其次，小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深切的关注与激烈的情绪限制在非常客观冷静的知识框架之中，似乎要从整体上剔除作家自身情思的参与。这当然是一种增加小说表现力与感染力的有效措施。当然，引文并不是没有思想和内容上的考虑的。通过引文，我们知道中国农具历史之悠久，实际上就知道中国农业历史之悠久。我们阅读并感受这样的褒奖：“两任县尹期间他（王祯）积极提倡农桑，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王祯做两任县尹是远在或者近在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到一千三百年的事。
　　
　　四
　　
　　不知道将李锐的这两篇小说与当今的焦点问题“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合适不合适，我们也不愿意将《袯镰》和《残耱》泛泛地归于什么问题小说和社会小说。但是，阅读这两篇小说所引起的巨大震撼，还是促使我们思考。当“镰为农具古今同”这一说法遇到非自身因素和非农业、农民因素的挑战，我们是不是有所心动而且该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