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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何以成为可能
作者：管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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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是一个我们极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一个人：德山老汉。在德山老汉所遭遇的这深重的苦难与悲剧中，他自己难道没有责任？他难道可以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以逃避被审视、被质疑以至被批判的命运？在他身上，我们难道只能倾注无限的但极有可能是廉价的同情而缺乏应有的严肃而痛苦的思考（只有这种思考才能探究苦难的根源以照亮艰难的生存开辟道路）？不！相比较于刘副专员和乡村干部，德山老人更值得我们来面对、来审视、来质疑、来批判。在作者的创作构想中，如果说写刘副专员是重在工作方法的批判，写乡村干部是重在官本文化的批判，而写德山老汉则是重在传统的民族精神的批判了。这是作品的深刻之处但同时也往往被人忽略。如张曼菱就认为“作者以极乡土的题材提出了全人类性的问题，反映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严峻性”，其结论是“扶贫要科学化，也要宏观化、公正化”①。这种解读言不及义，离题甚远。如果小说真正的目标只是讲扶贫的方式方法问题、干部工作作风问题，那这小说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在作者的笔下，扶贫只是一个由头，一种切入角度，作者的深刻之处是看到了在扶贫掩盖下的深层次的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问题。忽略了作者这种创作构想和审美追求，我们就无法把握作品真正的价值。这种忽略也许是一种无意的理解的偏差，但更有可能是一种为父辈讳，为民族讳的善良的仁慈。因为批判这样一位老人并通过这种批判揭示其背后一种民族精神的缺陷，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们于心不忍。但我们又不能不批判，如同鲁迅为阿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只有真实而深刻的批判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是最高意义上的爱和拯救！因为历史已经反复昭示我们：一个民族的落后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落后，而一个人的贫穷本质上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穷。当贫穷的精神内化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时，什么样的荒诞都不再令人惊奇！不彻底揭示这种落后文化的本质，不彻底改变和消灭这种精神的贫穷，民族精神的更新和民族的复兴便无从谈起。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送羊”一开始，甚至从结成“扶贫对子”德山老汉在帮扶表上按下那鲜红的指模开始，结局就已命定，因为德山老汉“他的魂就永远按在那张白白的表上了”。德山老汉并不“盲目”，他非常清楚，他正在做一件无法做好的事，但一种习以为常已内化为民族精神的道德律令在约束着他也鞭策着他，使他无法放弃这无望的充满了屈辱的挣扎。在一对来自外国的“高贵的羊”面前，德山老汉的“卑怯”“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当兽医交待饲养要求时，德山老人“听得脑壳胀大，手脚抽筋”又“一身起疙瘩，额上的冷汗渗了一层又一层”，还内心惊叹：“我的妈呀，这不是养羊是养爹了。我爹活着还没这么精细呢，这羊，能喂好么？！”这羊的确不可能喂好——它既不适合在此地生存，更不适合由德山老汉饲养。但因为这羊是刘副专员所送，而刘副专员又是他的恩人，做人的本性让他无可推辞。而且，这一对羊既是领导的“脸面”，又是领导的“政绩”，同时还是许多乡村干部的“前途”，这“好大的一对羊”大到他无法拒绝的程度。德山老汉既因为刘副专员的看重在当初感觉到“佝偻的腰也直了许多”，又因为接受了一对附加多重含义的外国羊而身陷无尽的苦难与屈辱中。为了这一对羊，他“愁得眉毛结成了大疙瘩”，断了为女儿治病的念想而用这钱买来自己家里从未用过的煤为羊保暖；为了让这一对羊进食，把精心制作预备送给刘副专员的一袋炒面也送进了羊的嘴里；为了让这一对羊能吃上草，租马驮羊，到三十里开外的花鹿坪放牧；为了让羊怀上孕，狠心咬牙去乡场买黄豆和鸡蛋为羊调理身体——而他的哑巴婆娘生娃娃都没吃过鸡蛋和黄豆呢！总之，为了这一对羊，他什么委屈都能受，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代价都能付，他苦难生活的希望和寄托在这里，他全部的人格尊严也在这里！可敬乎？可怜乎？可悲乎？真让人无语泪流。
在作者笔下，除了着力描写条件的艰难与饲养的不易外，还特别突出了德山老汉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以及真诚的自责。这种自责是一种最隐秘也是最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不能不令人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如听说这一对羊价值一千五六百元是刘副专员用自己的工资专门买来送给他的之后，“德山老汉的心猛地坠下去了，他感到一阵晕眩，飘飘忽忽虚弱。他感到这两只羊压在他肩上背上，比父母妻儿还要沉重。他的腰更佝偻了，背更驼了”。看着卵石滩上无草可吃，“德山老汉心里着急，心里也难过”。把炒面给羊吃时，他“心中很沉重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刘副专员，并自责：“喂不好羊，是我的罪过呵。”当埋怨羊会把家底折腾完时，“这个念头一闪，德山老汉心里就不安起来，咋能这样想呢？咋能这样想呢？你是把刘副专员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马相武先生曾说阅读夏天敏的小说我们不只是感到一般的沉重，是因为作者“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却重在穿透和超越这样的苦难，而落实在苦难生活现实所遮蔽的山民的心态”②。而正是这种被苦难生活现实所遮蔽的山民的心态，透露出我们民族衰弱的全部秘密，也为我们探寻悲剧之所以可能提供了思考的线索。
总之，在德山老汉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传统的民族精神最完整的微观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几乎无法进行明晰的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善良、勤劳、忍耐交织着软弱的麻木，美德蜕化成克己的愚昧，感恩报恩之情外化成自虐、自囚的人性的牢笼！“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悖谬的生活一再重复同一个真理。尽管，我们的确不忍心认可德山老汉本身的软弱、愚昧、麻木正是这场悲剧之所以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但我们又如何在理性的层面上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崔道怡先生在谈到读夏天敏小说的感觉时说，面对作者笔下所揭示的“贫困愚昧无可救药的人生……我瞠目结舌，揪心断肠，一阵阵难过，一遍遍地哀伤”③。在这种灵魂的颤栗和判断的艰难中，我们只有叹息，我们只有哀伤；同时，我们也必须沉思，并像作者一样，发出我们虽然可能是薄弱但一定会是真实的声音。
四
更具挑战性也更荒诞的问题是：“好大一对羊”约翰和琼斯对悲剧的产生和发展负有责任吗？作者以现代派的魔幻手法赋予它们以人的形象和人的视角意欲何为？一对“外国良种羊”在中国贫困山区的滑稽、离奇而痛苦的境遇对急切走向世界、走向富强的中华民族有何观照价值——是一种黑色幽默还是一个当代寓言抑或是一种启示？
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告诉我们：自我由于其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所囿，往往不能对自己进行完整的观照。因此，只有借助于“他人”在空间上的“外位性”，才能看到我在自身位置上看不到的东西。④从叙事策略和叙事伦理上分析，这一对“外国良种羊”就具有这种“外位性”价值。与德山老汉一样，它们也是无辜的，只是这一出悲剧被动的承受者。但与德山老汉等人不一样的是，它们又是这一出悲剧的观察者、思想者和解说人。而且因为观察的位置不受其他人的“时空位置所囿”，因而才能更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悖谬之处。当人们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经地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崇高的目标”而瞎折腾时，只有它们那来自异域视角的目光才能凸显这一出悲剧极度的荒唐和荒谬。
如卵石滩上它们对草场载蓄量的中外比较，既显示了中外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大差异，也揭示了中国偏远山区生存艰难的残酷的真相，同时更是对本土管理者或是善意的提醒或是明确的警示。为了它们能吃上青草，德山老汉干了黑凹村几千年来都无人干过的事：租马驮羊，去三十多里路远的花鹿坪放牧。在马背上的大团箩里，约翰说“中国人民真友好，这老汉真厚道”。而琼斯则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你晓得我们能坐马，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国羊，而是因为我们是刘副专员送的外国羊。老汉不把我们喂好，对得起刘副专员吗？”寥寥数语，既照出了德山老汉那破烂衣襟所包裹的“小”来，也有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优雅的轻蔑。又如在花鹿坪草场上，约翰理解琼斯不愿与本地羊争草吃的意愿，带着琼斯往草场深处走，好不容易找到一滩好草，又遭到一群本地羊基于“正义”的挑衅，为了“爱情”，也更为了“男子汉”的尊严，约翰与本地羊展开了一场乌蒙高原上的“激烈的羊战”，结果是两败俱伤：一只本地羊伤了腿，一只本地羊被抵破了肩，而约翰的前额和角后也“血汩汩地流着”。这一场“羊战”，既荒诞又真实，它几乎是中外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魔幻版”，其发生机理包含了各种解读的可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寓意。至于这一对“外国良种羊”在这特定时空环境中“爱情”的无力抗争和性能力的退化以及生命激情的消磨，也极具思考价值，它们会启示我们深入思考引进和移植等深层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艺术的方式叠加、交融、碰撞，正构成这出悲剧的深刻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中来观照一种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缺陷，其启发意义不可低估。
大者，往往也重。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夏天敏这部中篇小说也可视之为《好重一对羊》。这对羊之重是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也承担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民族无法承受之“重”！在这种缠绕着生活的、历史的、体制的、文化的、人性的复杂意蕴和悖谬的“沉重”中，总有一种激情在澎湃，总有一行泪水在滑落，总有一种声音在呼唤。这是一幕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悲喜剧——因为小说中的芸芸众生无人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而这又是一个双重的悲剧。面对这个双重悲剧，我们谁都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灵魂真正的解脱。作者批判的锋芒穿过了物质的、制度的迷雾而直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痼疾，从而产生了既令人无比哀痛又发人深省的艺术震撼力。这种震撼，为我们的觉醒提供了可能。小说结尾，作者以一个巧妙的细节提出了希望：德山老汉梦见被母羊一头撞了个趔趄，“德山老汉醒过来了”。德山老汉真的会“醒过来了”吗？未来的生活会告诉我们答案吗？我们期待着。
①张曼菱．撞击下的生存[Ｊ]．作品与争鸣，２００５．９．
②马相武．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Ｎ]．文艺报，２００５．８．２５（４）．
③崔道怡．谁能拯救这样的村庄[Ｎ]．文艺报，２００５．８．２５（４）．
④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第１版．Ｐ５５－５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