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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力量：诗与网

作者：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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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蔽造成孳生，使诗人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对外界视而不见，这是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但是，“遮蔽”与“孳生”并不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会必然导致表现力的衰退。在很多时候，情况也许恰恰相反。一种可能是：前人技巧、话语的圆熟帮助了今人表现力的释放；另一种可能则是：“遮蔽”也许是不完全的，许多人可以身处前人的言说中又跳将出来。这样一来，诗句尽管常常语涉雷同，但有些地方却会另生新意，让我们在熟悉中体会到陌生。对此，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可以拿来做一番别解，这就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中的“绿”字经“到”“过”“入”“满”等十余字推敲后方定，遂传颂至今。其实此字、此意在唐即已多见，如丘为：“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常建：“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等。钱锺书因此问道：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⑥
　　
　　其实，即使王安石的“绿”是自觉取自唐人，我们也能看出它有别于唐人的“新意”：诗人思乡，情不可遣，然家虽“只隔”咫尺，却好比天涯。隔水隔山，家可望而不可还，此种痛切之情如欲表达得警醒显豁，“到”“过”“入”“满”等字皆不足以为藉——只有“绿”。“绿”，非言景之美，乃言景之刺目、刺心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诗人“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喟叹才会来得痛彻，而且，来得自然而然。字虽合，意有别，此虽来自彼，却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类似的从古人那里寻诗觅句、改造翻新的手法和技巧，日趋精良完备，诸如“显形”“变相”“放大”“翻案”“引申”“捃华”“摹本”“背临”“仿制”“应声”“效颦”等等，多不胜具^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征兆出这样的事实：后世诗人越来越经不起先在话语对他们的召唤与诱惑了。
　　不过，如此一来，读诗的人倒是拥有了一个在绵延不绝的诗歌史中层积下来的丰厚的阅读语境。“语境”是英美新批评的关键词，在其代表人物瑞恰兹看来，诗歌的语词，必须放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这个环境就是“语境”。语境是双重的，一是“在现场的”的上下文语境，一是“不在现场的”的他文本语境，即同这首诗的阅读有关的其他诗歌话语。瑞恰兹尤其强调了常为人们忽视的他文本语境。在他看来，诗歌的细读就是要在把握语境的前提下，对诗的语义作出解释。譬如，稍有中国文学修养的读者，读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里“渭城朝雨浥轻尘”一句，决不会像对中国文化毫无根底的人那样，只在“尘”字里看出“灰尘”或“尘土”，很有可能，他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会被这个语词撩动，相关的记忆悄然泛起，营造出一个繁杂纷纭的语境：“征尘”“洗尘”“尘世间”“红尘中”“尘烟”“尘封”……再进一步说，如果这位读者不仅仅是“稍有”文学修养，他其实还很熟悉中国古典诗歌，那么，这个语境还会延伸：“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杜牧《金谷园》）、“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陈陶《陇西行》）……这些和“尘”有关的诗句都多多少少为王维诗里的别离增添了一些愁绪，或者也可以说，为读者的感伤添加了一点催化剂。唯一看似例外的是慷慨悲壮的“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好像与别愁离绪隔得有点远了——不过，还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这首诗的后面两句正是写生离死别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诗永远都是这样，向着你，向着一个无限的时空，开放着。诗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完成的，诗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关系中完成的。诗的历史是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诗的阅读也同样是在这个悠远的历程中寻找的过程。这就是“互文性”所揭示出的意义。互文性是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学批评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时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它是在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复调理论”影响下，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后来又经罗兰•巴特、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阐释与补充，成为一个包含着多重意旨的理论术语。互文性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超越此前已经存在的文本而产生。过去的文学正是今天文学的基础，它们在沉默的历史中静静等待着自己再生的时刻，“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⑧这样看来，文本并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文本存在于关系之中，就像米勒说的那样，在诗歌中，总是“隐居着一条寄生性存在的长长的链锁——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来客、幽灵”，这条连锁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曾经扮演过寄生者与被寄生者的角色^⑨。现在孕育着未来，正如同过去隐含着今天。互文性打开了阅读之门，使读者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之下，阅读变成了记忆的重现。记忆总会作为理解某个文本的基础和参考从心灵深处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诗的读解就不再是只同这首诗发生关联的线性阅读了，它成为一个双重或多重的对话活动。我们读曹葆华的诗句：“清风摇曳中我看见乌鸦怎样驮走日色”（曹葆华《落日颂》），如果能意外地记起王昌龄的名句“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在二者的彼此映照中去体会诗的语言和意境，个中滋味，大概要比单纯地阅读其中的某一首来得厚重和悠长。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再害怕颠倒时序，因为，互文性没有时间可言，它参照的不是文本和理解的逻辑，而是自我记忆的顺序。如此，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宣称自己的完整独立且与众不同。这个活动遵从着奥古斯丁所提议的一种新的阅读方法：“既不利用书本当作思想的支柱，也不像相信贤人的权威般相信它，而是从它攫取一个观念、一句警语、一个意象，将它与从保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文本撷采而来的观念、警语、意象相互联结，再把这一切与自己的反思扣联起来——如此便产生了一篇由读者作出的新文本。”^⑩
　　所以，再来读读这篇文章题头所给的那首诗吧：“空庭日照花如锦，红妆美人当昼寝。傍人不知梦中事，唯见玉钗时坠枕。”
　　我们记得，钱锺书在《围城》里曾讲述，在那艘驶向上海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上，鲍小姐和方鸿渐“一晌贪欢”，遗落在床上三只发钗；我们记得，《管锥编》里曾说过，“‘钗脱’景象，尤成后世倚艳诗词常套，兼以形容睡美人”；我们记得，白居易的诗句“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李商隐的诗句“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还有欧阳修的“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当然，我们还可以记起很多很多。
　　在这样的阅读中，诗具有了无限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¹¹⁾所以他治学之目的，就是“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¹²⁾。他学术著作中屡次提到的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相发明”“交互映发”“皆相发明”“可以连类”等，实际上就是他自觉的互文性批评意识之明证。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语境下阅读时，所得到的阅读体验，与仅仅在一个封闭的文本内部阅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完整的诗歌文本，变成了一个在漫长而又巨大的话语时空里往来穿梭的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的“交互映发”，常常不由得令我们别具会心。这就是钱先生所说的“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¹³⁾。我们似乎能在这位大学者的“谦虚”里，体会到他的“得意”。
　　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曾经说：“七千年来自从有了人，自从人思想，言尽矣，我们来人世太晚。”⁽¹⁴⁾以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与其说表达了一种遗憾，倒不如说，暗含着一种庆幸。
　　
　　①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４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９页。
　　③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 ２５５页。
　　④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６６页。
　　⑤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３页。
　　⑥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７７页。
　　⑦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６９８－６９９页。
　　⑧[俄]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见《巴赫金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２页。
　　⑨[美]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４页。
　　⑩[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７９－８０页。
　　(11)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９页。
　　(12)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８９页。
　　(13)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８６０页。
　　(14)转引自[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８－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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