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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的生命悲歌
作者：阎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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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喊山》（见《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我们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是城里的人们在晨练中发出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叫喊声音，二是近年来出现的由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北村的《周渔的喊叫》、虹影的《孔雀的叫喊》和蒋泥的《在喊叫中融化》等作品所形成的“叫喊文学”热潮。对于前者，它作为人们的一种健身活动固然无可厚非，但它被不少城里人垂青以至于玩出各种花样却也显示了城里人休闲找乐的文化心理；对于后者，尽管其中的不少作品也别具意味甚至还可以说是作家近年来探索实验的“上乘之作”，但有些作品的过多、过露的性爱描写与“叫”“喊”等字眼的刻意使用却又使作家们无法摆脱媚俗和商业炒作的嫌疑。因此，抱着这样的“联想”阅读《喊山》，我们自然也就有了另一种担心和期待：即这位来自山西长治的年轻女性作家到底要写什么？她的“喊”又是否能够超越世俗而不再仅仅盯住那一点性爱？
读过小说，我们知道，《喊山》的故事发生在太行山区农村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这个男人是岸山坪的光棍汉韩冲，因为山上贫穷和自己家境不好，“三十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那两个女人，一个是对面甲寨上的琴花，她是发兴的老婆，又是与韩冲喊来喊去的相好；另一个女人则是暂时借住在韩冲喂驴的石屋子里的红霞，她是来自四川的杀人逃窜犯腊宏花钱买来的媳妇，因为常常遭到腊宏的暴打和恐吓而变成了不敢说话的“哑巴”。一个偶然的机会，腊宏因误入韩冲用来炸獾的套子而被炸死，韩冲则在村干部的主持之下与红霞签订了埋葬死人和照顾活人的“合同”。对于腊宏之死，韩冲常常是深怀不安与愧疚，可红霞非但没有感到任何的怨恨和伤痛，反而在韩冲的照顾之下有了想大声说话和大声喊山的强烈愿望。最后，韩冲被前来追捕腊宏的警察带到了城里审查，红霞则不仅开始教孩子说话，而且还一心一意地等着韩冲回家。这样，小说的故事里也就有了两个女人的“喊山”，并且，她们“喊山”的内容和意义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就琴花来说，“喊山”首先意味着一种性爱的撒野。这种“撒野”，作者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正面描写，但在故事开始的那场琴花与韩冲的隔山对喊中却也得到了一定的展现：韩冲喊问“发兴割了麦，是不是要混插豆？”琴花则喊着回答“发兴不在家，出山去矿上了”；琴花喊着要“收了套，给我多拿几斤獾肉来啊”，韩冲则开着玩笑喊答“不给你拿，给谁？你是獾的丈母娘呀”。很明显，在这样的对喊中，试探和挑逗同时并存，野气和浪声互相撞击，琴花一听到喊声就“知道韩冲想过来在自己的身上欢快欢快”，而韩冲一听到“对面有笑声浪过来，心里就有了一阵紧一阵的高兴”……可以说，这样的“对喊”既使小说具备了一个“好看”故事的开端，也使人物身上的泼辣和野气跃然纸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爱的撒野并非这对男女之间的单纯的性的吸引，也不是琴花这个人物形象内涵的全部。性爱的背后，还有着一种更为直接的物质因素。显然，这种物质因素表现在琴花与韩冲以前的性爱交往中便是不断地要这要那，而在以后发生的故事里，则既有琴花为了给腊宏哭丧而向韩冲提出的一头猪的天价，也有韩冲前去借钱所遭遇的琴花的拒绝和一记耳光，同时还有琴花追着韩冲索要那早已说不清怎么回事的玉茭和蚕种。因此，对于琴花这样的一个由于儿子的婚事而担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的乡下女人来说，性爱无疑又表现为一种性和物的交换。这也正如韩冲的父亲所理解的，琴花既破坏了他儿子的名声和婚事，又从来不对他的儿子“贴心”，她的目的“只是哄着想花俩钱儿”。在这里，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葛水平未必就与她笔下人物的观念一致，但从她对那个“好看”的性爱故事没有进行大力渲染而只是作了“点到为止”的描写来看，她要重点揭示的则是乡村女性的生活艰辛以及由这种艰辛所造成的心灵的异化和扭曲。
如果说琴花的喊山是通过性爱间接折射出了乡村女性的生存艰辛的话，那么，红霞的喊山则简直是一种呼天抢地的哭叫，她哭叫出的不仅有苦难，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和尊严。前面已有所提及，少女时代的红霞就因为想吃糕团子而受到拐骗，然后又被卖给了一个懒惰偷盗、曾经打死妻子而又打架杀人的比自己大出二十多岁的男人。她跟着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到处流浪逃窜，住是喂牲口的房子，吃的是讨要而来的、常常是发硬和长了虫子、而在韩冲看来“哪是人吃的东西”的东西。除此之外，更为悲惨的还有，杀人犯腊宏为了不让红霞说出自己杀人的罪行，曾经丧心病狂地用老虎钳子揪掉了她的两颗牙齿，以至于她以后再不敢说话，也不敢出门，成了一个不是哑巴的哑巴。所有这些都表明，作为女人的红霞不但缺少花样的少女时代，而且也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吃住需求和言行自由。可以说，红霞的这种遭遇虽然表面看起来显得偶然和特别，但其实也有其必然和普遍性。它与愚昧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相连，更是人性的丑陋和残酷所致！这就难怪，当恶魔般的腊宏被炸死以后，作为妻子的红霞不但没有伤心，反而“不合常理”地“笑了一下”；也不奇怪，当韩冲心怀“亏欠”地送来粉饼、粮食和蚕种的时候，这个从未得到过正常人的生活和男人的爱心的女人就很快地感到了温暖，并由此产生了让这个连媳妇都找不到的“好男人”“管她们母女仨”的想法；同时还可以理解，当红霞真正获得了自由，这个哑巴了多年的女人为什么会三番五次地产生喊山的冲动，她的哭喊声又为什么会那样令人感到锥心和悲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哑巴的喊山、听听哑巴的喊叫声吧：
哑巴绕着坟堆走了几圈，用脚踢着坟上的土，嘴里喃喃着一串儿话，是谁也听不见的话，然后坐到地垄上哭……哑巴哭够了对着坟堆喊，一开始是细腔儿，像唱戏的练声，从喉管里挤出一声‘啊’，慢慢放开了，唢呐的冲大调，把坟堆都能撕烂，撕得四下里走动的小生灵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往草丛里钻。哑巴边喊边大把抓了土和石块砸坟头，她要砸出坟头下的人问问他，是谁让她这么无声无息地活着？
这是哑巴的第一次喊山，也是她的第一次出门。她第一出门就直接走到了腊宏的坟上，“她从心里想知道腊宏到底是不是真的去了？”而当她看到埋着腊宏的坟堆，她首次感到了自己的自由，因而也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细腔到“唢呐的冲大调”般的哭喊声，并且还是悲愤地边喊边砸。哑巴的第二次喊山是在她洗澡和看了镜子之后。洗澡和看镜子本来是女人的日常活动和爱好，但哑巴已经忘却了多年。多年之后的这次洗刷和照看，不仅使她的身体得到了复活，而且也唤醒了她沉睡在心灵深处的自我。于是，她听着对面甲寨上突然传来的筛了铜锣的喊山，也就拿了一双筷子敲着锅沿儿，开始了冲着大山的“狂喊”：
当当当——啊啊啊……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没有一个人清楚她的伤感是抵达心脏的。她的喊叫撕裂了浓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着、颠着、跌落到云团里，她的喊叫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脊把山下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
在这里，如果说天生的哑巴已使人深感不幸并承载着未尝经验的痛苦的话，那么，曾经能说却又失语则给人带来双重的不幸和痛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哑巴红霞的“抵达”心脏的喊叫天然地能够撼天动地和裂人心肺——它像黑夜中的惊雷撕破天空致使月亮感到惊慌失措，又像暴风雨前的闪电划破苍穹让自然万物“毛骨悚然”，同时也如旷野上的狼嗥一声声震颤在韩冲的心里。这样，也就可以看出，作者所精心设计和极力渲染的这个“哑巴喊山”的场面，既集中表现出人物肉体上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深刻揭示了她心灵上的极度悲苦与欢歌，它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展现到极致，而且也因作者的激情投入而具有了一种诗化境界。
至此，我们不可回避地要提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我们感到，尽管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在过去曾经遭受过误解和歪曲，也不管它在今天又被多少新潮或先锋所放逐与鄙弃，反正，它对于一个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作家来说，确实具有永久的魅力。论理，年轻而又是女性的葛水平更应该热衷于新潮、性别或是“后”什么主义，但也许是因为山西这个地方天生就该有“山药蛋派”，也许是由于她从小就把赵树理当成了一个文学高度，她的作品里总是流淌着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写历史的《甩鞭》《天殇》和《狗狗狗》是这样，描写当下的《地气》和《喊山》也是如此。在《喊山》里，首先让人感到的便是她的直面现实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本来，一提到农村就意味着贫困和土气，而她所写的又是落后山区的农村妇女这样的一个最为弱势的群体，这无形中就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实因素。而她面对现实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掩盖问题，既描写山里人的朴实和善良，也展现他们的世故和丑陋，其中特别是她对乡村女性的人生苦难所作的从肉体到心灵的深度透视，更加显示出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力透纸背的“写真实”特征。其次，说《喊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还在于她对环境描写的重视。在这里，我们并非说《喊山》已经达到了“典型环境”的高度，但作者确实为她的人物精心设置了恰切而又适宜的喊山环境。如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直截了当地交代：“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很显然，这段看似简单的勾勒其实并不简单，其中的一个“瘦”字就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个山区村落的险要、闭塞与贫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自然环境，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喊山的传统。古时，人们的喊山一是为了吓唬野兽下山来糟蹋粮食，二是在静夜里给游门的人壮壮胆气；而到了“野兽已经很少”的现在，喊山则主要是为了防备獾在夜里来偷吃玉茭，同时，对于隔着几十米深沟的几户人家来说，“喊”也比走要快。这样，我们就看到，太行山人的“喊山”既不是健身，也不是娱乐，而是与他们的自然环境、生存问题和情感表达紧密相连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无疑，正是这种生活方式构成了琴花和哑巴喊山的行为基础和总体环境，而这样的基础和环境不仅使人物的喊山变得自然和顺理成章，而且也强化了喊山的寓言和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