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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乌托邦”的覆灭：愤怒的袴镰与伤感的残耱

作者：孙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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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以一种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农具作为叙事的内核和线索，揭示在现代性的催逼和挤压下，乡村现实的残酷性和认同性危机，为传统的乡村“乌托邦”无可规避的覆灭命运奏响挽歌。
　　小说《袴镰》和《残耱》以农具承载人物的命运，且有较强的有机感；农具不仅是小说的道具，更是一个意义的生成体和内核。因此，围绕农具展开的小说叙事，与其说是在修辞上对传统农具文化的考古和追思，不如说是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对农具文化的颠覆性书写，以及对农业文明浸淫下当代人性的思考。当袴镰和残耱这种体现远古农业文明的农具，已经逐渐被卷入现代化的人们所遗忘时，作为一种传统农业文明的象征物，它们的确有理由进入我们当代的视野。然而，在现代人的眼里，它们更多的已经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农具，而是作为一种历史考古的文化和审美符号，被现代人记忆和使用；甚至作为现代人寻找“意义”的载体，被搬进博物馆，成为消除大工业机械复制时代“审美疲劳”的摆设。在这种颇具恋古和怀旧气息的现代性想象中，乡村世界和农耕生活被田园化和诗意化。而这种农村“乌托邦”的想象，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被动地受意识形态规训和规划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意识形态为苦难的人们虚构的一种幻象，其在为失落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营造感情归宿的同时，更无情地遮蔽了农村现代性过程的被动性和残酷性。而李锐却以愤怒的袴镰与伤感的残耱告诉我们：乡村“乌托邦”的幻灭，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必然。
　　袴镰，是用来“割玉茭、割荆条的”，在它出现的“四千年”历史上，一直是农民改造自然、从事农业生产的谋生工具。正如小说中的古诗所云：“利器从来不独工，镰为农具古今同。”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普普通通、亘古不变的农具，却在现代文明社会与小说主人公的命运生死攸关地勾连在一起。小说《袴镰》讲述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年轻农民，在村长的侮蔑和威逼下，“煎熬了多少年的仇苦就像翻腾的热油锅里落进了火星子，轰的一声把眼前烧得一片通红”，复仇的情感不可遏制地爆发，他用袴镰割下了村长的头颅，后被警察击毙的故事，令人颤栗和震撼。从文本的表层来看，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复仇故事，没有蓄谋已久的预谋，陈有来“自己今天根本就没有想杀人，自己今天把磨快了的袴镰插到后腰上直奔大石头地是去收玉茭的”；也没有血腥精彩的场面吸引眼球，“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扑上去的，不知道拼打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抓住那块石头的，只砸了一下，杜文革就躺下了。他想也没想就从后腰上拔下袴镰，三下两下就把杜文革的头割下来了”；更没有扑朔迷离的悬念和杀人犯亡命天涯的曲折剧情，“村长，你不用担心，我不跑。我今天就在这儿等着警察来抓我”。他“残忍”地用袴镰割下村长头颅的动机是可怜的，“我今天把你放到这张桌子上，就是想和你平起平坐地说一句话。我要是不杀了你，你就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村长、书记，我就永辈子也没法和你平起平坐。”如此血腥的犯罪，却缘起于这么朴素，甚至卑微的诉求——想和村长平等对话，这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的“荒唐”啊！可是，荒唐的悲剧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小说不动声色地撕开了农民的伤口给人看，人们可以指责农民的愚昧，人性的恶毒，却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关于悲剧的最有力的诠释——尤其是在本不该发生时却必然发生了。“我哥哥告了你五年没有告倒你，还让你害了”，“我又告了你三年，也还是告不倒你”，在漫漫的告状过程中，没有人为他们做主。村长还是高高在上的村长，不只是继续在他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还威胁他只有三岁的儿子。这就是几千年来吃人的“官本位”，在现代文明社会仍在，不只是作为“土皇帝”的村长吃人，而且，更有“不作为”的某些职能部门和人民公仆组成的层层叠叠的官僚制度，吃掉了农民的生命。“我杀你的证据是这把袴镰，我哥哥查账查出来你贪污的证据是这一叠子纸，现在证据都在桌上摆着，你好好看看吧。”“我就在这儿等着警察来拿证据，拿到法庭上叫大家都看看。”可是，它等来的不是哥哥的沉冤昭雪，贪污腐败真相大白，而是被警察当场击毙。
　　尽管陈有来用袴镰“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行为，是“因时杀物皆天道”，但不幸的是，他却生在一个遍地“庸众”的“无物之阵”中，他个人的悲剧更预示着整个底层农民更深、更大的悲剧。人们看见杀人的陈有来，“活像看见了凶神恶煞，吓得又哭又叫，胡说八道，插门的插门，逃跑的逃跑，就像一阵妖风横扫而过，顿时把眼前刮得一无所有。平时那些恨杜文革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现在跑得干干净净”。整个村子“吓得半死”，村民们年复一年的那种自我麻醉、浑浑噩噩的悠闲日子，被有来的“恶行”击碎了。但是，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逆来顺受的奴性和“集体无意识”的梦魇，却仍旧笼罩在农民的头上，助长邪恶，吞噬正义。店主五奎叔被吓得“老泪纵横”“脸色惨白”，哭着哀求：“有来呀有来，你到时候可不能叫我给你做证明，我可不想牵扯到你们这人命案子里头去，我求求你啦……”如此看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来和哥哥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八年告不倒村长，而村长为什么可以长期在农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还将继续在村民的子孙身上延续这种压迫。我们无法不慨叹，当下农村生存境遇的恶化和底层矛盾的激化，而要解决和改善现状又是何其的艰难。
　　如果说，《袴镰》是李锐对于乡村苦难的极致书写，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残耱》则是对当下衰败凋零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世界的普遍写照。
　　在“苍老的夕阳”下，“零零落落的炊烟”中，一位老人，一头骡子，一张老耱，在静默的黄土地上耕耘着希望，编织着田园牧歌的旧梦，绘制成如诗如画的蓝图。但是，“越是好看的，就越是命短的”。老人的希望，“一眨眼就空了，空得就像一场梦。梦醒了，连个影子也没有”。老耱突然被拉散了架，站在耱上的老人失去了平衡，跌倒了，残耱压住了左腿，被骡子拽出了两三丈远，裤子扯破了，膝盖上划出了血口子，玉茭秆皮扎在肉里半寸来长。然而，“他顾不得自己，赶紧心疼地把拉散的耱立起来查看”，毕竟老耱陪伴他一生，如今也只有这架老耱陪伴自己了。那经历过无数个春秋耕作的老耱，已经生出了灵性，“显出几分精致和高雅”，但它“和人一样，再结实、再年轻，也有老的时候，也有不中用的时候”。而自己也和残耱一样老了，“亲眼看见自己快要伺候不了这些黄土了”，而儿子早已离开了黄土地，到城里打工去了，清明节都没有回来烧纸，现在又要把身边的孙子接到城里。自己拼死拼活，辛辛苦苦盖起的三幢全村最好的瓦房即将人去屋空，自己满怀希望经营的，让全村人羡慕的大家庭，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不禁老泪纵横，伤痛欲绝。受伤的老人，残破的老耱，已经无法守护和侍弄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和老人同呼吸，共命运的老耱，将作为老人的陪葬品，和老人一起，为农业文明和乡村乌托邦奏响最后一曲挽歌；当下“人去村空”的农村，成为现代性遮蔽下的暗影，它离我们拼命追求的现代性渐行渐远了。
　　尽管，老人在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和儿子们搬出了世世代代的窑洞，盖起“一连三幢院子，青砖灰瓦一字排开，每年春天，院子里的粉红、雪白热热闹闹连成一片，就像一幅好画，就像一个美梦……”然而，自己亲手织就的、祖祖辈辈都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却被儿子们毫不吝惜抛弃了。这种背叛式的出逃，蔓延了整个村落，“原来热热闹闹的一个村子，如今冷落得就像块荒地”，“一家家地都走了”，人心变了，世道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传统农业和农村现代性的乌托邦，在都市现代性的逼迫和诱惑下，溃败了。
　　饱经沧桑的老人和他那历经风雨的老耱，尽管在黄土地上受伤了、残破了，但他的梦想并没有熄灭。尽管他现在明白了：“再好的梦，也有醒的时候。”他抚摸着那颗娇嫩的小树苗，它和给儿子盖新房用的木料本是同根相生，但现在“儿子孙子都想当城里人，满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得光光啦”，小树苗无人呵护，也不用呵护了，它只有作为老人追忆往昔旧梦的引子，将悲伤绝望的他，带进逝去的时光隧道，坦然地，独自缅怀农业文明的旧梦，实现与过去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对话。“它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它知道是我把它栽到我的梦里来的。”有小树苗和残耱等农具陪伴，“我就不用在城里过好日子的儿孙们离开他们的好日子”，“不用他们给我上坟”。老人终于心满意足地想，“死在梦里吧”，“死在梦里也是福”。是啊，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老农民，他除了祈求死在农业文明的旧梦里，就像老耱最终将自己奉献给黄土地一样，实在没有更好的归宿了。
　　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袴镰》和《残耱》，以图文、资料和小说的有机交融，虚实相合，彼此互文性的“多媒体”手法，沟通古今，在相互呈现中，针砭时弊，通过古老的袴镰和残耱展示现代人的罹运，从而揭露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民主无从谈起，平等何其遥远，愚昧如此弥重，乡村建设就如一句空话；尽管袴 镰可以和人一样愤怒，残耱令人无限伤感和怀恋，但乡村“乌托邦”理想的覆灭无法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