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议论风生见真情

作者：王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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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素以小说大家见称，实际上在散文创作领域亦颇多建树。发表于一九九三年的《黄土的儿子》（《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版），虽历经岁月磨洗，迄今仍光华熠熠。此文是为纪念英年早逝的陕西作家路遥、邹志安而作，笔触沉郁，力透纸背，读之令人肃然动容。
　　一般说来，怀人的祭文，常因忆及主人公与“我”交往的某些生活片断而不免染上浓重的“我”色——这种特别能彰显创作个性的“我”色，不啻为我们窥探作者的人格、胸襟、志趣、情操等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同时，亦能将作品的文野与高下区分得相当直观。《黄土的儿子》所娓娓叙述的有关路遥、邹志安的若干生活片断、生活场景，固然不乏细节刻画的生动性及体察入微的可读性，但真正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却是依托这些片断和场景而生发出来的“我”的议论与抒情文字，这显然是全篇中最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华彩”乐章。比如，路遥在回答“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的问题时，曾对作者表白过：“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本是主人公眼中一种伤及肺腑的景色描摹，但在王安忆看来，那独自绽放在崖顶的艳丽桃花，分明已成了这位“黄土之子”人格精神的生动写照：“……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娇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这几句充满了褒赞之情的形象议论，业已将“物”和“人”和谐地融为一体，极富促人遐思的象征意蕴。如果说路遥描述的独特景致，只是一种不乏苍凉之美的直觉造型，那么，王安忆则深入一步地对这种罕见的生命现象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诠释——更能示人以理性升华后的悲壮之美、崇高之美。同时，那充分显示创作主体胸襟与志趣的昂扬格调，亦因实现了对同类祭文中习见的低回哀伤情绪的超越而给读者留下了殊深的印象。再比如，当路遥、邹志安相继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作者追忆往事，心潮难抑，不由发出喟然长叹：“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这里，王安忆一面对“四十不惑”的年龄段作出高度评价，一面对命运之神“强夺”英才生命的不公进行无声谴责，字里行间流溢出深挚的痛惜之情。文末，作者又深有感触地将生命喻为一场阻击战，当她眼睁睁地看着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之后，不禁百感交集、浮想联翩：“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这段议论可谓质朴而深沉，情感的激流一波三折、起伏盘旋。在王安忆看来，既往岁月里，年轻者尚可以在父兄的掩护下，幸运地规避着自然与社会的残酷真相；而今，当兄长们骤然逝去之后，活着的“我们”便已无可选择地被推向了生命阻击战的最前沿——从兹再也无法沉湎在花娇月媚的诗意天地里。如果说逝者是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而耗尽心血的，那么，同样肩负着作家使命的“我们”，又怎能再轻佻地陶醉在“玩文学”的无聊游戏之中?路遥、邹志安的猝死，还促使作者重新审视并反思了当今社会“装饰越来越多”的虚伪本质。即以大千红尘中的绿地与黄土而言，尽管绿地可以掩盖黄土，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人为的装饰；而代表了现实世界物质构成形态的黄土，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永存着。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地虽然美观悦目，但终究免不了本质上的虚伪；黄土看似贫瘠荒凉，却分明显示了天然的本色与可贵的真实！这里的自然现象，何尝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必然有着某种耐人寻味的异质同构关系：路遥、邹志安生前并无煊赫的地位，黄土一般地质朴无华——为人是那样的本分，为文又是如许的真诚，惟其如此，他们的英年早逝，才成为当代文坛无可挽回的损失！况且，“人生自古谁无死?”一场场生命阻击战的终极走向，注定是那千载不灭的黄土！行文至此，作者终于遏制不住热沸的深情，不由率性呼唤着九泉之下的英魂，迸出一句直指人生真相的警语：“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全文遂在这最为朴素的真情告白中戛然收束。此时，已自觉汇入“我们”行列的读者，俨如聆听了黄钟大吕撞击出的最强音，心旌摇曳地回味着环绕周身的缕缕余响，且久久不能止息胸中翻滚的思绪……
　　研读王安忆的诸多散文佳构时，仿佛在与一位见多识广、胸怀博大的智者促膝交谈，竟不知不觉地滤去了心中的浮躁，平息着世俗的烦恼，继而将精神领域的求索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大约便也是《黄土的儿子》颇耐品味、令人难以释怀的缘由吧。
　　
　　附：
　　
　　黄 土 的 儿 子
　　
　　□王安忆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一九九〇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了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娇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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