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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迟和他的《与陈伯之书》
作者：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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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事刂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面见 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忄良 ！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扌忽 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丘迟：《与陈伯之书》
丘迟（４６４－５０８），字希范，吴兴乌程（今属浙江湖州）人，齐梁间著名文人。他父亲丘灵鞠（？－４９１）曾经活跃于宋、齐的政坛与文坛，但作品流传下来的甚少。丘迟早慧，八岁能文，为文坛前辈所赏识，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江郎才尽，他的才气都转移到丘迟身上去了：“（江）淹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林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以前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南史·江淹传》）与此相应的自然是丘迟的文章有了极其巨大的进步。江淹 从宣城太守一职上罢归在齐建武四年（４９７），因为看到政坛上流了太多的血，他此时大有急流勇退之意（详见拙作《江淹“才尽”之梦解析》，《山东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而其时丘迟的事业正渐渐兴旺发达。故事虽然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不足据为信史，但编得够有水平。
丘迟长期追随后来改朝换代做了开国皇帝的萧衍，在他手下做文字工作；萧衍代齐自立的劝进表和建天子旌旗诸文都出于他的手笔。天监三年（５０４）丘迟出为永嘉太守，四年（５０５）冬，萧梁大举北伐，梁武帝萧衍最得力的弟弟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任都督北讨诸军事即前敌总指挥，调丘迟到军中从事文字工作，第二年，他就写下了这篇著名的《与陈伯之书》。
丘迟能诗，钟嵘《诗品》列入中品，谓其诗风“如落花依草”，充分肯定他的文采；但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算多。最有名的作品还是《与陈伯之书》，此书一出，陈伯之就复降于梁。效果如此，文章自然大为有名；稍后萧统将这篇当代名文选入《文选》，从此千古传诵。
陈伯之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其人青年时代靠抢劫起家，后从军以军功“累迁为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封鱼复县伯”（《梁书》本传）；萧衍举兵东下取齐时，他曾在寻阳阻击，萧衍派人策反，以安东将军、江州刺史的高位相许，于是他就倒向了萧衍。萧衍称帝后，他又叛逃到北魏去，北魏以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陈伯之每搞一次倒戈，官爵就上升一次。
萧宏统帅大军北伐首先就碰上陈伯之，天监五年（５０６）二月，梁的徐州刺史昌义之与陈伯之战于梁城（今安徽寿阳），吃了一个大败仗。稍后，梁军在淮阳（今江苏宿迁）、胶水（今山东即墨）等地取得进展，陈伯之成了北伐的一大障碍；于是打算再度对他实行招降之策，由丘迟个人出面写这封信。这一政策很快得手，陈伯之率所部八千人复降于梁。梁武帝萧衍先给他一个西豫州刺史的名义，因为怕他再有什么反复变化，尚未到任就另行安排为通直散骑常侍，这样就完全剥夺了他的兵权，并在这个看上去很高贵的地位上将他羁縻至死。
丘迟的文章写得很好，充分体现了梁王朝对陈伯之的策略思想。全文虽然还不到六百字，但内容很丰富，并且有层层深入之妙，把陈伯之可能会有的对立情绪和各种顾虑统统打消了。
文章开始首先肯定他早年向萧衍投降的明智之举，称颂此举带来的地位升迁，效果良好，“何其壮也”；接下来就痛斥他背叛而去的不义和不智，“又何劣邪”。两相对照，先声夺人。但文章的重点放在劝降这一基本点上，所以不能一味痛骂他，而要多做攻心策反的思想工作，于是下文着重分析陈伯之背叛大梁而去的原因，打消他对再次归降可能会有的思想顾虑，文章写道：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
这是符合实际的，天监元年（５０２）陈伯之背叛梁确实是听信了政客褚糹胃 、朱龙符、邓缮、戴永忠等人之“流言”的结果（详见《梁书·陈伯之传》及所附《褚糹胃 传》），丘迟为他做了分寸适当的开脱，有利于促进他反思过去，弃暗投明。因为丘迟信中归罪于“流言”，所以褚糹胃 不敢追随陈伯之降梁，后来继续留在北方。
文章以下大讲梁王朝对于过去犯过错误的人采取极其宽大的政策，一味向前看：“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这样就可以解除陈伯之因为背历史包袱而可能产生的疑虑。接着又用“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事刂 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件历史故事，来说明凡是大政治家从来不计较个人之间的恩仇。朱鲔曾劝刘玄杀害了刘秀的哥哥刘伯升，后来刘秀仍然诚心相待，不以为疑；张绣战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子曹民安，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待之若旧。在历举了这两件著名的先例之后丘迟指出，陈伯之先前并没有出过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在他投了北魏以后，梁王朝也没有采取任何报复的手段，“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仁至义尽，史少其例，“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由于当时萧梁在北伐中已经取得了若干胜利，北魏内部却颇有纷争，政局不稳，于是丘迟在书信中大力渲染北方行将失败，北魏当局将会像过去的慕容超和姚泓那样落得个极其可悲的下场；接下来进而从陈伯之个人的成败的角度来劝降，指出对方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有如“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何去何从，应该好好考虑了！
劝降信写到这一步，按说已经完成了使命，而丘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更精彩的文章还在后面：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忄良 ！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头几句写江南普通景色，明丽优美，令人神往，意在打动陈将军的乡国之思。这几句传诵最广。陈伯之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梁魏的对立也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惟有思乡的情结可以超越政治超越时空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劝降信显然不能用“动之以情”的笔墨结束，那样会影响文章的气势，所以丘迟的信最后又回到严肃的军事政治问题上来，讲明陈伯之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必须当机立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那就晚了。这就是后人常常说的“勿谓言之不预”的意思，语气虽然委婉，意思是很严峻的。
通观《与陈伯之书》的全文，刚柔相济，恩威并用，沉思翰藻，文质兼备，确为名篇。钱锺书先生说，这篇文章虽然“动魄悦魂”，“然《梁书·陈伯之传》称：‘伯之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则迟文藻徒佳，虽宝非用，不啻明珠投暗，明眸卖瞽，伯之初不能解。想使者致《书》将命，另传口语，方得诱动伯之，‘拥众归’梁；专恃迟《书》，必难奏效，迟于斯意，属稿前亦已夙知。论古之士勿识史书有默尔不言处，须会心文外；见此篇历世传诵，即谓其当时策勋，尽信书真不如无《书》耳”（《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４５３页）。此说虽持之有故，言之却未必成理，陈伯之虽是一大文盲，无从赏识丘《书》的文章之美，但他身边通文墨者颇多，其典签、别驾、记室、参军之流应当是能够懂得丘迟这封信的，由他们向伯之翻译传达其中的内容，即使打了一些折扣，对促成他拥众归梁仍然应当是有作用有意义的，未必就完全是“明珠投暗”。当然陈伯之的复降于梁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一封信，这与当时总的形势有关，与伯之其人反复无常只图个人利益的一贯作风有关。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完全解决军事政治问题，能够多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已经了不起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去，这封信中对大梁声威的渲染有过火处，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态度带有古人常有的那种蔑视，这些都是难免会有的情形，不足深责。又“廉公之思赵将”一句出处在《史记》的本传中，但原文中有两处都有可能拿来做解释，一是“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一是“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注家们往往各取一处，这样便会出现歧义。从丘迟的文义来看，当用前一处，“思赵将”者，思复为赵将也，可是这样在语法上有点不大顺，所以我想其原意也许是“思将赵”，“廉公之思将赵也，吴子之泣西河”，这样比较好解释；将“将赵”二字倒置为“赵将”，大约是为了朗读起来更为流畅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