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世界的苦难与心的奴役
作者：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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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是小说那个反讽的结尾。彭慢慢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不久便实现了增加奴隶数目的人生目标，过着贵族的优裕生活。及至从报上看到革命者彭被枪毙的消息时也无动于衷，对着娇妻美丽、明亮的大眼睛，似乎把什么都忘了。于是，我们又发现“奴隶的心”原来还埋伏着另一层含义，像“我”这样只顾沉湎于一己的世俗利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永远无法超出个人生活的利害考虑，永远不去，也没有能力去关切广大世界，才是真正的奴隶！才真正具有一颗“奴隶的心”！当初与彭会面时，在彭尖锐的语言的击打下，“我”还曾有过短暂的恐惧，恐惧于“也许我竟是全然没有心的人”，此时的“我”却全然没有这种焦虑，而这恰恰是沉入彻底的奴性的表征。小说以“我”的视角，平和而不乏沾沾自喜的叙述语气对这种冷漠自私的庸人进行了激烈的反讽和批判。
同时，《奴隶底心》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英雄也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与温和的批评。彭无法不正视世界的苦难，一颗被宏博之爱所搅动的心灵无法安宁，他自己也清楚这是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因此感叹“这颗奴隶的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颗奴隶的心啊”，但只要这世界未被彻底改变，这颗“奴隶的心”就永远无法去除。可是，彭的革命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世界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巴金对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一种反思。
巴金自一九二一年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此后一直参与各种无政府主义实践，其理想在于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方案改变中国社会，从文并不是他的初衷，其最初的写作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理想不得实现的一种情感代偿、移植或延伸，因此他自己比较轻视自己的作家身份，曾说过“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所以，他最初的写作都是心有所郁积不得不发之作，如《灭亡》，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英雄投以全部的热情和赞颂。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几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遭受重大挫折，其内部也发生分裂，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也使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若干理论有所反思。这种心态无疑影响了《奴隶底心》的写作，并在小说中有所投射。
附：
奴 隶 底 心
□巴金
“我的祖先就是奴隶！”彭有一天骄傲地对我说。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对我讲过他们的祖先。他们都同样得意地说：“我的祖先有不少的奴隶呢！”在这些朋友中间，大部分现在还有很多的奴隶，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经把奴隶的数目减少，或者完全失掉了，所以常常惋惜地回忆过去的黄金时代，这是从他们的举动和谈话上可以看出来的。
至于我自己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到了我的父亲就有十六个奴隶了。我领有这十六个奴隶。我很得意，因为我是一个奴隶所有主。而且我还有一个志愿，就是把奴隶的数目从十六个增加到三十二个。
但是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彭，他居然毫不惭愧地甚至骄傲地对我说，他的祖先是奴隶。我想他一定发狂了。
彭的来历，我不知道。然而他是我的朋友。我结识他跟结识别的朋友不一样：他是偶然闯进我的生活里来的。事情是这样：
一天下午我从大学里走出来，脑子里在想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马路上面下着脚步。一辆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夫接连地按喇叭，我好像并没有听见。汽车快要挨到我的身子了，忽然一只铁腕抓住我的膀子往旁边一拖。我几乎跌倒在地上，然而汽车安稳地过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转头便看见一个瘦长的青年板着面孔站在我背后。我感谢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两三眼。好锋利的眼光！最后他自语似的说：“以后要当心一点。”便昂然走开了。从此我认识了他。
在学校里我们不同系。我学文学，他学社会科学。我们没有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课，但是我们常常见面。每一次我们只说两三句话，或者甚至不说话，只交换了一瞥冷淡的眼光。然而我们终于成为朋友了。
我们两个很少作过长谈，也不曾说过像“天气好”这一类的客套话。我们说的都是些一针见血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说是熟朋友，但是我并不爱他。我跟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为感激与好奇的缘故。我也许尊敬他。但是我决不喜欢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语上，在举动上都缺少温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显得是一个冷酷的人。
他的身世我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不过从他在学校里的情形看来，可以知道他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平时很节俭，普通大学生的习气，他一点也没有染到。他不穿西装，不看电影，也不进跳舞场。他一天除了在讲堂上听课外，不是在寝室里读书，就是一个人在操场上或者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顾沉默地思索。
是的，我常常想，他的脑子里一定装得有什么东西。我和他同学三年，我就看见他整整思索了三年。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彭，你整天在思索，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冷冷地答道：“你不懂。”便掉头走了。
他回答得不错，我的确不懂。一个人在他这样的年纪为什么这么阴沉，这么孤僻？这原因我的确不懂。但是惟其不懂，惟其觉得奇怪，我便愈加想了解它。从此我便愈加注意他的行动，我留心他读的书，我留心他结交的朋友。
说到朋友，他除了我以外，似乎就没有一个朋友。自然他也认识一些人，但是谁都不愿意同他往来，而且他自己也不高兴同别人做朋友。他永远板起面孔，无论对谁都是这样，便是女同学找他说话，他也不肯露出笑脸。我同他虽然很熟，可是他对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欢他，大概因为这个缘故。
我留心过他读的书。他读的书太杂了，有许多很古怪，著者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有些是终年终月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从来就没有人过问的。他读着各种各类的书：譬如昨天读一本小说，今天便读一本哲学书，明天读的又是一本历史书。老实说，要从他读的书上了解他，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些书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除非我自己拿来从头至尾地读过一遍。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我的房里，这个学期我已经迁出校外住了。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很舒适的屋子，是在楼上，从窗里可以望见学校的校前的马路，还有那个新辟的小高尔夫球场。
彭走进房来，不客气地在那张雪白的沙发上坐下，拂了拂他那件旧夹袍上面的灰尘，半晌不说话。我正坐在书桌前读一本书，抬起头看了他两眼，便又把头埋下去。我的眼光在摊开的书上，脑子里却想着那张在他那件旧夹袍下面的新沙发。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忽然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罢，”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前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题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而且要是把奴隶这个意义扩大些说，全中国的人至少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奴隶。”
“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是奴隶，”我庆幸地这样想着。但是我又抬头去看彭，我不明白彭为什么这样苦恼。
“你也有奴隶吗？”他突然不客气地发问。
我想他也许藐视我没有奴隶罢，那么他就错了，我家里确实有十六个奴隶。我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回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有奴隶，在我家里就有十六个奴隶！”
听了我的话，他冷笑了一声。我发见他向我这边射过来的眼光里含着更大的轻蔑。他的眼光里没有尊敬，没有羡慕。对于一个领有十六个奴隶的人，居然加以蔑视。我倒觉得奇怪了。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在思索。我忽然想明白了，我以为大概是妒忌在作怪罢，因为据他的经济情形看来，他当然不会有奴隶。于是我同情地或者怜悯地问他道：“你家里大概也有些奴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