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人”的呼唤
作者：高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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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运动，比之魏晋、晚明、晚清时期的启蒙思潮，具有极大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全面性。在冲决罗网、石破天惊的五四话语中，有一种声音十分高昂，那就是：尊重“人”，理解“人”，发现“人”!
夜来重读鲁迅的《一件小事》，蓦地想到两首叙事小诗——胡适的《人力车夫》和沈尹默的《人力车夫》。三位文学大家几乎在同一时段，共同将如炬的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微的人力车夫，并从心底发出爱“人”、救“人”的呐喊，不能不视为五四文坛的佳话 !
胡适的《人力车夫》简直就是大白话：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当时的胡适，力主“诗国革命”，高呼“作诗如作文”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②。这是对数千年中国传统诗歌范式的胆大妄为的挑战。然而，正是这一种挑战，打破了中国旧体诗歌坚硬的语言“核桃壳”，让“内容”和“思想”无拘无束地解放出来，迅速地靠向世俗人生，拥抱汪洋恣肆的思想情感。这首《人力车夫》，因为聚焦于社会底层的苦难劳动者，诗人就更有理由、更有可能用“大白话”来矫枉过正。车夫道：“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这在传统诗人看来，简直让诗歌斯文扫地。但胡适就要这么干，就要把“通俗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搬到诗里来!这恐怕也是诗人在有意无意地降低自己的身份，降低诗的身份：“诗”和“俚语”是平等的，“诗人”和“劳工”是平等的!那么，此诗可有“诗味”呢？这要看你持何种标准了。用传统标准来看，它的确“不登大雅”，“俗”得叫你苦笑。然而，当你立足于一九一八年中国思想界的峰巅，感受“诗国革命”的扑面浪潮时，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一种“绝假纯真”的返归自然。劳动者的辛酸血泪尽融其中，让你体味“情感零距离”的美感；让你在那粗朴的一问一答、一“上”一“下”之间，清晰地听到一种起于微末、冻雷惊笋的强音：要尊重“人”，要维护“人”的生存权利!然而，惊雷过后，人们又止不住仰望乌云乱滚的长空，发出浩茫的悲叹：这一切，多么无奈；到何时，才能把这错乱的世事重新理顺……
仿佛“渔歌互答”一般，沈尹默也来了一首《人力车夫》：
日光淡淡，
白云悠悠，
风吹薄冰，
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
街上行人，往来很多；
车马纷纷，
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
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
还觉风吹来，
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
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同样是大白话，但比之胡适来可能要文雅一些。全诗的重点，似乎不在“人力车夫”，而是“人群”。这是怎样的“人群”啊，一个个行色匆匆，来来往往；但是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理会谁。这是一股散乱的人流，纷纷扰扰地随着淡淡的日光、悠悠的白云，无序地流淌，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他们裹着棉衣、袖着手，抱怨着寒风，躲避着冷。然而，真正冷的，冷得叫人心颤的，不在外界，而在这些人的内心：冷漠!恰似冰下冻僵了的死水，不再流动!这样的人流是令人恐怖的。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就真切地感受过：她彻底绝望了，坐上了马车，马车在大街上行进，街上那么多人，“天下没有谁认识我”，“我们也相互仇恨”，“一座座山，全都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都是人，人……那有多少人呀，简直没有数，而且他们都是互相仇恨的”。这是世界文坛上十分有名的一大段意识流，它最终把可怜的安娜送到了飞驰的火车轮下!沈尹默的《人力车夫》，所突现的正是这一种置人于死地的集体的冷漠。直到诗的最后，他才将“人力车夫”推上前台：那么多裹着棉衣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单衣”；那么多“身上冷不过”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拼命拉车，“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的《人力车夫》，渲染的是“同情”和“平等”；沈尹默的《人力车夫》，点击的是苦力者的无助与孤独。在沈尹默的笔下，“人力车夫”只在诗末一带而过，仿佛是一粒无足轻重的灰尘，谁也没有必要去正视他，理解他，扶助他!诗人没有迸发慷慨激昂的呐喊，没有喷射骚动不安的愤懑，他仅仅在描述“淡淡”的、“悠悠”的人群，然而，一种沉重的声音却在字里行间搏动：看呀，这里还有一个被遗忘的“人”，这里还有一个默默地当牛做马的“人”啊!
再看鲁迅的《一件小事》。他用冷中透热的文字礼赞卑微的、劳苦的“人力车夫”。这篇很短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它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车夫“带”倒了一个老妇人，立即下车，不顾客人的反对，毫不踌躇地把老妇人搀扶到“分驻所”里。客人被这件平常的“小事”震动了：“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小’来。”同前面两首诗相比，鲁迅的这篇“纪实”小说有一个十分耀目的亮点：它不仅仅是抒写同情，揭露世相，而是充分展示了人力车夫的精神境界，一种需要仰视的人性的峰巅!当老妇人“慢慢地倒了”，当乘客下令继续赶路时，车夫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救人。他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合乎逻辑，仿佛一切皆出于本能。什么是质朴善良，什么是人的尊严？这种“多事”，这种“自讨苦吃”，做出了令人清心醒目的注解。小说如果到此收篇，那么，比之胡适和沈尹默也只是“更上一层楼”。不，鲁迅的《一件小事》还有更为要紧的笔墨。它把“我”放在“车夫”的“威压”下，狠狠地碾压，无情地拷问，终于从这位愤世嫉俗的、“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的知识分子身上，榨出了一个“小”字来!这是在前两首诗中很难看到的“自我解剖”的精神。中国的“国民性”，在当时，的确到了非要“启蒙”不可的严峻时刻!然而，“启蒙者”们在唤醒民众的同时也想到了唤醒自己么？很少，很少!鲁迅不一样，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便发出了“自我解剖”的庄重宣言：“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很显然，《一件小事》中“榨”出来的“小”，便是这种审视自我、拷问灵魂的结果。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历来都重视心灵深处的“忏悔”。从某种意义上说，“忏悔”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剂；在伤口上撒盐，“痛”而后“快”，其灵魂和精神才能够得到重构，得到超越。晚明思想家张岱，在国破家亡之时，“遥思往事”“一一忏悔”，留下了一系列散文“忏悔录”。清初小说家曹雪芹，更是一位伟大的“忏悔者”，他的《红楼梦》中充满了痛彻肺腑的自悔与自责之情!鲁迅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他对自我灵魂的剖析，从来都不含糊，几乎到了“折磨”自己的程度。所以，他雄踞于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峰巅，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收在《呐喊》中的这一篇“小小说”，分明比不上《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的洋洋洒洒，但是，它的“自我解剖”精神却是极其明朗，极其深刻的。本于此，它才得以奉献出一大“发现”：越是平凡的人，越是受苦的人，其躯体里便越是有“人”!同时，它也告诉人们：要想真正“启蒙”，启蒙者必先为“人”，否则便不能真正地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张扬“人”的生命本质和个性!
行文至此，想到了当今荧屏上的电视剧：《民工》《生存之民工》等等。这些作品对普通劳动者寄予了深厚的同情，颇具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胡适”，满足于“沈尹默”；我们更需要“鲁迅”。我们企盼“传世之著”，我们呼唤“文艺大师”。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日，白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