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论新时期小说欲望叙事的乌托邦倾向
作者：伍方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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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窥探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最便捷窗口。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压抑”的发现和凸显是它表达欲望主题和进入欲望叙述的首要标志。从现实主义文学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欲望叙述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主流文学讲述的关于欲望的故事，既是为确认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正在于它把欲望叙述以及发现与书写被遮蔽、被遗忘的欲望“角落”，当作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入口，并通过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换，建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欲望的叙述直接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与精神风貌。
尽管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现实认同与美学趣味上有较大分歧，但欲望叙述通过乌托邦化进行话语转换的倾向却息息相通。无论是王蒙、刘心武、高晓声、张弦等在欲望叙述上政治化策略，张洁、张贤亮、戴厚英、王安忆等对欲望的人性化转移，以及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派作家从文化决定论角度对欲望的观照，还是张辛欣、刘索拉、残雪、徐星等对欲望的感性化叙述，莫言、刘恒、马原、哲夫等的生理化欲望叙述，它们都试图以各有侧重的幸福承诺，强化欲望或性的超越性，通过“乌托邦的种种貌似可信的美好假设以及感染读者并试图说服读者的修辞策略”，在想象性的维度上达成与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替代和协调，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逃避性”和“虚幻性”①。总的说来，主流文学通过新的乌托邦的建构，并通过对欲望叙述的“附魅”给欲望重新“编码”，这是一种在话语转移中重建秩序与价值的努力。本文试图从欲望叙述的角度重读新时期经典文本，对在欲望尤其是性爱叙述上现实主义小说的政治与人性化、现代主义小说的生理化与感性化的乌托邦深度模式作出分析和评价。
新时期主流文学对压抑的凸显，是从对食、色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展示、肯定和转换开始的，它是启蒙的时代主题和宏大叙述的组成部分。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欲望叙述政治化话语转移的经典文本。作品以一件红毛衣为叙事线索贯穿母女两代人的三个“爱情”故事。叙述的重心是特定历史时代“原始的本能”（作者又称之为“蒙昧的冲动”）冲击“传统的礼教、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的悲剧性后果：偷尝禁果的男女主人公以自杀和被判刑告终（其中，男主人公“小豹子”的命名和被囚流露作者对爱欲冲动的动物本能定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压抑与满足、规训与惩罚的欲望故事。在作品的结尾，作者找到了解放压抑的武器，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三中全会公报）。作者后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太对了！吃不饱肚子什么都是空的啊！我心里豁然开朗，找到了这个‘角落’‘被爱情遗忘’的根源。我含着悲酸的泪也含着光明的憧憬动笔了”②。在这里，爱欲的实现以温饱欲（红毛衣的中心意象）的满足为前提，而温饱欲的满足则仰赖政治的解放，欲望的故事最后被转换成肯定现实的合法性即歌颂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策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角落”被发现了。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被“政治”发现之后，“爱情”是否有望“出场”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乌托邦的政治前景和对“角落”的“中心化”整合，显然已有效地转移了问题的重心并最终“抹平”了问题。这种欲望叙述的政治化策略与逻辑，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反思与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中都有集中体现，只不过性压抑与性话语被温饱欲这一更基本的生存欲望所淡化，从而使欲望叙述的政治诉求更无伤大雅。对欲望进行政治化的叙述与话语转换，是社会批判文学思潮的主要叙事策略。
现实主义欲望叙述的人性化维度包括两种倾向。一是从性爱的情爱化叙述切入人性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被认为第一次把“情爱”推到社会的中心。这篇婚外情题材的作品以婚姻和爱情的二元对立或伦理冲突为叙事框架，一方面以“爱”为本位，用情爱挑战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凸显两性关系，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另一方面以“爱”整合和抹平“性”，把性爱话语情爱化或纯理论、纯精神化，通过渲染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有碰过”的精神恋爱，寻找欲望叙述在旧有的性禁忌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表现出这一时期启蒙话语深层的禁欲主义内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性爱的情爱化叙述进一步向人性化转换的处理方式。作品设置了一个混合着多种人道主义因素的难以逾越的婚姻动机。老干部与因掩护自己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的婚姻，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因此，当个人爱情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老干部和女主人公钟雨都选择牺牲自我，而获得一种“同情弱者”带来的人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补偿。作品同时还设置了一种诉诸未来的补偿方式，即通过钟雨女儿的形象，寄托下一代对没有自我牺牲的更人性化的爱情的追求，尽管这难免是另一个乌托邦。这种追求实际上存在以情爱乌托邦对生理性欲望进行不自觉规避的倾向，从张抗抗《爱的权利》《北极光》等系列爱情作品，到王安忆同样以婚外恋为题材《锦绣谷之恋》，尽管对现实主义欲望叙述一贯的政治化以至社会化立场的疏离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女性意识的确认上已有天壤之别，但性压抑通过情爱话语进行精神化、人性化转换的策略，一直或隐或显地支配着女性文学的欲望叙述。即使到后来，张洁、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的创作风格发生前后期之间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生理性欲望的书写上有了重大突破，但对性爱的欲望叙述仍是在启蒙理性和人道话语的框架内进行的。王安忆后来强调，“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评论家也指出，她对性的书写，“只是为一种更为宏大的研究人的自我确认的目标服务的”③。现实主义欲望叙述对原欲的表现，目的在于“研究”人与人性，开掘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的理性能力，仍属人道主义话语范畴。
这种从原欲角度对欲望进行理性转换，以切入人性化叙述的倾向，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认为像一本“性知识导读手册”，内容涉及性饥渴、性窥视、通奸、阳痿、性康复、性放纵等。表面上看，它叙述的是高度压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人的精神状态和生理机能的毁灭性打击，揭示了“政治压抑与生理压抑的同构共生现象”④呈现出伤痕、反思文学一贯的“控诉”主题。不过欲望叙述的落脚点或潜在主题仍是乌托邦化的，它凸显的是性功能恢复尤其是性的升华对自我拯救与自我超越的决定性作用。章永璘以英雄主义从原来吞噬自我的群体性力量对自我的肯定中获得性能力的恢复，但更重要的超越性力量则来自复苏的原欲本身。正如他所放牧的大青马所说，“你更接近于动物，所以你进化了”。原欲带给主人公“我要到广阔的天地去看看”的自我实现的精神欲望。在作品结尾，主人公发出“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的感叹，从而建立起理性战胜原欲的灵与肉的新的等级序列。这和《绿化树》以踏上“大会堂的红地毯”结尾，反映了同样的对欲望叙述进行理性化与社会功利性转换的思路。另一方面，作品从生理／心理层面对主人公苦难情结和受虐心理的渲染，也具有明显的信仰以至宗教意味，可以说是对作者一贯的表现“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的“伤痕的美感”的观点⑤的实践和深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种乌托邦化构成尖锐对照，张贤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两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和《我的菩提树》，恰恰是对前述欲望叙述的颠覆和反写，表达了对理性与人性构筑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幻灭之后向性与原欲的复归，反映出向现代主义欲望叙述转换的迹象。当然，这种转换，正如前述女作家的变化一样，更多是受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影响，人性化叙述的总体框架并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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