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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诗与感伤的诗

作者：柯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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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的“农具系列”作品《（衤夸）镰》与《残耱》（《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与其说是两部短篇小说，倒不如说是两首抒情诗：一首愤怒的诗，一首感伤的诗。当然，这只是就其内在本质特征而言。如果按照“文学概论”之类教材所列的一些条条框框来套，它们确实具有小说最主要的形式要素，诸如人物、情节、环境之类，是应该称之为小说的。为了准确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诗化小说”——一种因为借鉴了诗歌艺术特征而具有浓郁诗意的小说。其诗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抒情构成这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这既包括作品人物情感的直接抒发，也包括作者情感的间接抒发。从文类特征来说，诗歌通常以抒情显其专长，而小说则更多地是以叙事为其本分。但李锐的这两篇作品与一般的小说却有所不同：叙事极其简洁，而抒情却非常突出；外在的故事情节被明显地淡化，而一致地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其叙事的基本动力。《衤夸镰》中的陈有来本是个循规蹈矩的本分人，但他同时又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者。为了扳倒贪污的村长杜文革，在他大哥保来告了五年非但没有结果反而被村长所害之后，他毅然地接过大哥未竟的事业。在又告了三年依然告不倒他之后，他终于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他用（衤夸）镰割下了杜文革的头。对于李锐这样一个小说名家，将这样一个长达八年的告状故事敷衍成一条宛转曲折、扣人心弦的情节，并以此来塑造出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应该并非难事。但他却没有如我们所愿，而是对故事作了尽可能的压缩，转而将有限的笔墨全部集中于人物情感活动的描摹：首先以浓墨重彩渲染陈有来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之后从“心里由衷地涌起一阵豁然开朗的快乐”、在彻底松绑之后的“舒舒服服晕晕忽忽”、在看到自己年轻的脸之后产生过一丝“怜惜”之情但很快又转变为一种“决绝”的态度；然后再简洁地交待因为村长提到他的儿子，使他“熬煎了多少年的仇苦就像翻腾的热油锅里，落进了火星子”在骤然之间毫无征兆地爆发；再接着以他的独白更为详细地交待了其心理的变化。虽然在详略上有所不同，次序上也做了调整，但作品以陈有来的情感起伏作为线索是确定无疑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一开始是相信组织、相信社会的。尽管他大哥已经以生命为他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但他还是选择了所谓正常途径反映问题，结果却陷入了更深的失望乃至于绝望之中。被压抑的愤怒日积月累地逐渐膨胀，终至于一触即发，毁灭了他人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他以果敢的玉石俱焚尽情地宣泄了自己心中那无以名状的不平与愤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南柳村社会矛盾的无比尖锐，也不难体会到村民们对公正与平等的强烈诉求，体会到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捍卫自己尊严的巨大勇气。透过陈有来的愤怒，作者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们的广泛同情，对当今农村社会矛盾的深深忧虑也沛然溢于纸上。尽管作品中的南柳村依然是沉默而富于忍耐力的，但陈有来的冲天一怒已经证明了这种沉默与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种愤怒在当下的中国乡村是否具有普遍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正常渠道予以宣泄，这种愤怒的破坏力量将是难以想象的。
　　《残耱》则更是几乎没有外在情节，全文只是写一个无名老农在夕阳下用“满是青筋的手一直抓着身边的杨树苗”时的意识流动：从耱的残损想到自己无可挽回的衰老；从手中的杨树苗想到二十多年来如何种下那八棵杨树，又如何用这些杨树盖下两幢院子并与自己的老院子连成一片，连成一幅好画，一个美梦；从眼前的空窑、空院子又想到儿孙们的远走高飞；从手中的树苗想到那锯倒的八棵杨树如何先是每年都从老根里憋出来数不清的枝条，然后只能生出难看的狗屎苔，然后又生出这惟一的枝条；从邻居们接二连三的死去想到自己大限将至，进而想到如何能死在梦里，让小杨树苗永远地陪伴着自己。这位无名老农的所思所想由近及远，由物及人，是浅显的又是深刻的，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这诸多联想首先折射出来的当然是他个人的情感，涉及到他自己身体的衰老，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家园的即将荒芜以及他那刚实现不久的美梦的行将破灭，通篇流露出一种对家园萧条以及生命将逝的感伤。同时，这种情感又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多少年来，“现代化”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就在我们已经接近它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远比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它决不会突然从天而降，而只能从我们熟悉的土地上一点点地生长出来，它在带给我们空前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对于古老而宁静的乡村，问题就更为严重：城市不仅以空前的速度鲸吞了乡村的大片土地，而且还以其巨大的诱惑力掳走了乡村的青壮年，从而将乡村变成一具没有生命力的空壳。“娃娃们愿意留在城里过好日子，儿子孙子都想当城里人，满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得光光的啦，满村子就剩下些老的小的，就剩下些没用的人守着些空房空院。”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城市化正深刻地改变着年轻乡民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城市作为先进与富裕的符号让他们趋之若鹜，而乡村则已成为落后与贫困的代名词，古代多少骚人墨客倾心描绘的“桃花源”已被他们弃如敝屣。但对于那些安土重迁、一辈子都在侍候黄土的老一代农民转变就不会如此轻易，从理智上他们当然希望子孙们能在城里过上好日子，可是从情感上他们又不愿意自己以一生精力织就的美梦就这样后继无人。于是他们只好独战孤独，以其残年剩月守望着这个亘古的梦，实在守不下去了就希望能将它一起带入坟墓。所以，这不仅是这位无名老农的悲伤，也是整个最后一代坚守乡土的老一辈农民的共同感慨。感伤之下其实是对与他们生死相依的土地的留恋与挚爱，是对其人生价值的自我确认与肯定。想到人类与土地的这种血肉联系将就此一刀两断怎能不令人唏嘘不已。无疑，在这位老农的感伤之中也渗透着作家对正在逝去的田园诗意的无比失落，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的深深担忧，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不尽追问。
　　其次是意象的运用。意象本来是诗歌所特有的表情达意的方式，但李锐这两篇小说却毫不客气地拿来为我所用。作为“农具系列”的组成部分，两篇作品都直接地以农具来命名已经显得相当新颖突出，而作者犹嫌不足，还不惜在作品的开端及结尾部分大篇幅地引用《王祯农书》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并且插入实物图形，从而更加引人注目。而从作品的艺术效果来看，这些引用又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作品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衤夸）镰”与“残耱”就正是两篇作品的中心意象。正如《中国古代农机具》所载：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到四千年前的石镰、骨镰和蚌镰。镰刀是中国农民在远古发明的一种农具，而直到现在这个“现代化”的前夜，许多农民还依旧在使用着它。可以说，镰刀是中国农民最古老也最忠实的朋友，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个人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而有用，锋利而内敛。它是极其简单的，一块刀片加上一个木把而已；它又是极其有用的，可以为使用者节省大量的时间与力气。它是锋利的，“低控一钩长似月，轻挥尺刃捷如风”；它又是内敛的，你不碰它，它决不会伤你。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杀物固然是它命定的本分，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杀人的功能。而这与农民的禀性又是何其相似！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民本是何等的本分与驯良，但暴力的残酷也可以将之改造成充满杀气的“暴民”。他们可以改天换地，更可以改朝换代。如此，镰刀与陈有来，与所有的农民融为了一体：写镰刀其实也就是写人物。相比之下，《残耱》中的耱本身与农民并无太多的内在联系，至多也就是农具与使用者之间的外在关联。二者内在的相似之处乃在于“残”：和人一样，再结实、再年轻，也有老的时候，也有不中用的时候。一盘“开了榫的横板裂成了两半”的彻底报废的残耱；一个已经无力驾驭牲口耱地的日渐衰弱的老农。他们都曾梳理过“不知多少个春天和秋天”，都有着平凡而又丰富的过去；他们又都走向了自己的风烛残年，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无情地淘汰。残耱因此而让老农触目伤怀，成为他感伤情绪的启动器。在《残耱》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小杨树苗，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意象。它是那八棵杨树桩在“再也憋不出新条子”而只能“生出些难看的狗屎苔”之后又重新憋出的惟一的一枝。整篇作品就是老农抓着这棵小杨树苗所引发的联想。他甚至还想“就这么攥着这棵小树苗死”。虽然明知它长不成材，甚至“只要看见它，心里就一阵一阵地忄西惶，一阵一阵地可怜它”，可无名老农还是把它留下了，因为它联系着那八棵如今已做了大梁的大杨树，代表着他辉煌的过去，象征着他美妙的梦境。同时，它的弱小与注定不能成材的命运也象征着他田园梦的渺茫。可以说，它既联系着他的过去，也暗示着他的未来。正是由于这些意象的使用，作品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诗意，而且取得了简洁的效果。两篇作品能够做到含蓄蕴藉，这些意象功不可没。
　　再次是移情入景，以景物描写作为抒情的手段，从而实现作品的诗化。先看《（衤夸）镰》中的一段：
　　秋天的原野从远处涌到视线里来，漫山遍野的树林把沉稳的墨绿和艳丽的红黄交错在一起，一直染到天边。梯田里的谷子和玉茭被地堰镶嵌出一条一条斑斓的浓黄。头顶上蓝天，白云，清风从不知道的地方晃动了秋禾辽远地刮过山野。太阳明晃晃的。明晃晃的太阳照着眼前空无一人的原野，照着空无一人的街巷。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直到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今天是个大晴天。
　　这是陈有来在杀了村长之后第一次发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将它描写得如此的艳丽，如此的色彩斑斓，显然是渗入了他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这个成熟的金秋与陈有来二十六岁成熟的年纪是何等的相似！大自然是如此的美好，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可这一切却突然和陈有来无关了！是怎样一种蛮横的力量剥夺了他享受这一切的权力？
　　《残耱》中的景物描写在作品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作家的主观色彩也流露得更为充分。如“苍老的夕阳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只能在斜长的影子里越陷越深。于是，窝在土崖下面的村子也就跟着苍老的夕阳，一起被埋在幽暗的阴影当中”。这明显地是以物喻人，无名老农日薄西山的苍凉晚景与苍老的夕阳之间实现了完美的情景交融。再如“最后一抹余辉越过黄色的土墙，照亮了屋脊，他忽然看见几蓬枯草站在儿子们的屋顶上，金红闪亮，像火苗一样在屋脊的瓦背上烧得通红”，以被夕阳所聚焦的枯草将家园的荒芜渲染到了极致，也将作者的惋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就这样，李锐敏锐地捕捉到并且充分地表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两种情绪：愤怒与感伤。作品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它们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其次则来自于它们在艺术上充分的“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