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底层意识的本色独白
作者：陈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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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亲眼目睹四个矿工被瓦斯窒息而死所引发的心灵恐惧。如果说下矿井之前所目睹的一幕是相对间接的视觉刺激的话，那么下井之后所亲眼看到的同伴在矿难之中的死去，则构成了思想乃至灵魂中永远无法消却的梦魇。恐惧不已的“我”，一度曾决定选择逃离。作家用相当细腻的心理活动，反映出了“我”在恐惧之中认识恐惧与克服恐惧的全部内心活动。寻找熟悉的旋律尽情歌唱，歌唱成为粉碎黑暗遮蔽、抵御恐惧侵袭的一种精神武器，成为“感受慰藉与幸福”、乃至是生命坚韧性得以张扬的惟一方式。在此，寻常意义上的“歌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与“文工团”相吻合的生活理想；“歌唱”又成为一种精神的动力与源泉，使“我能自由地面对黑暗，面对险恶和灾难，甚至面对死亡”；“歌唱”更成为一种张扬生命坚韧的有意义的代码，成为深处底层的人们灵魂的强劲脉动——面对苦难的不竭抗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希冀。
而最终是同样热爱歌唱的高中同学赵松在矿难中的死亡，则直接导致了所有信心的崩溃和向黑暗世界的彻底道别。作家用相当长的篇幅，叙写了“歌唱”给“我”与赵松所带来的心底的力量，从约翰·列农、鲍勃·迪伦以及崔健早期的摇滚音乐之中，感受到了这些音乐所带来的“情感、立场和生活方式”，感受到了不安分的灵魂对人间不平的咆哮与哀鸣，感受到了向往自由，崇尚叛逆以及渴望走出封闭、蛮荒的精神渴求，同时这些更多地出自本能的反叛似乎又具有相当的迷惘性。尽管“我”声称“向往歌唱是我找到的通向未来的异质的道路”，而具体的指向对象也只是文工团一个“叫伊的女孩子”。作家满怀深情抒写了“我”对“伊”的“缅想”，幻想“能有一个成功的时刻”，把自己的“爱情交出来”，这也许是身处底层的人们对美好生活世俗意义上所能有的欲念的最大的想象。而在对从精神到世俗所有想象的最大限度的扩展与放大的过程中，笔者惊悚地领略了底层对人间不平与历史蹂躏的真切关注以及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与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
而所有的梦想随着赵松生命的瞬间陨落而彻底葬送。在一个盛夏的清晨，“我”目睹一个在每一时刻都充满歌声的朋友被黑暗无情剥夺生命，“真正的恐惧”笼罩了全身，从而也完成了身体乃至灵魂的彻底逃遁。“一个人的死换取了一个人的生”，从此“告别了矿井”，“也告别了我心中的爱情”，“并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泊者”。
笔者解读《黑暗之歌》的最后一个部分篇章时，曾长时间地陷入思维的困顿之中。从“歌唱”之中建立起来的勇气，可以让“我”从四个矿工被瓦斯窒息而死的恐惧现实之中解脱出来，而从摇滚音乐的狂放呐喊之中感受的力量也似乎足以证明生命的质地与硬度，而生命所能具有的所有韧性在赵松的声音与生命顷刻消逝之间彻底坍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歌唱”所释放的狂放力量过于虚妄，难于真正填补灵魂的无所皈依所形成的巨大的精神缺口，因而决定了这种逃遁的行为的必然？而这种逃遁又真正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摆脱死亡的威胁？而身体与灵魂的漂泊与游走，又能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一个个体生命的丰盈？散文《失踪的生活》或许便是作家从矿山逃遁进入都市之后的另一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摆脱了矿井的黑暗之后灵魂再度饱受煎熬之后的心性直白。作为一个外省的自由写作者，选择了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的一处民居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作家对最初的这种选择充满了自得：“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可以兼得，尤其是首都文化与思想中心的氛围，造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理想的状态”。然而“当时很穷”、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底层群体的一员的“我”，在进入城市所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竟是“再次失去我的邮址”，而失去邮址则“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人”，成为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融入城市或许只需要一种决心，但融入的结果竟使“我”与世隔绝，成为被外界“抛掷”的虚无的人。在随后的对新邮址的寻觅过程中，竟然发现有许多“和我同一种背景”的人陷入了相同的困境。新邮址虽然找到了，是一个“布满灰尘的窗口”，“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积满了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而乡管理人员对“失踪的生活”的人们的信件的“粗暴”“恶劣”的态度，时时提醒着外界对包括“我”在内的“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的冷漠、歧视与敌视。对于这个群体寻求自由与幸福的努力，既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应有的同情、怜悯与理解，相反对他们的权利与尊严的任意侵害，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残酷的现实存在，这便是“我”从矿井遁入城市之后犹处底层的现实境遇。
如果说散文的前半部分对底层群体在进入城市之后的生存景观还停留在相对宽泛的情绪意义层面上的宣泄的话，那么后半部分的来自京郊少管所的一个少年向姐姐求取棉衣的两张明信片，以及这两张明信片在“我” 的身上所引发的一系列行为及心灵震撼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我”对同是身处底层的群体中的成员的巨大的同情与悲悯，从而也实现了由个体苦难的体悟向群体苦难意识的纵深拓展。当看到第一张明信片的时候，面对一个“因为寒冷和罪在严冬中孤立无援”的陌生少年，“没来由地”感觉到“那种呼求犹如我的呼求”，希望呼求的声音能“获得反应与回响”，以至于 “我” 后来多次去取信的真实目的“是想看见那封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而“我”焦虑地看到，一周过去了，那张明信片依旧没有取走，它“变得越来越脏”，并“被新的信件覆盖”而“压到底层”，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将它“从堆积的底部翻出来”，“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几天后，当“我”看到呼求语气更为急迫的第二张明信片时，作家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心理刻画：首先是想象，“那可能是一个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比较敏感的男孩子”，并依稀之中联想到了自我童年的身影；其次是从童年的“我”对年长自己五岁的姐姐的精神依恋的回忆的细节，感受到姐姐的“温暖、爱和佑护”，是“我成长的少年时代无法离弃的元素”。而现实中的两张明信片被尘埃覆盖，字迹开始消退以及信件收发者事不关己的“困倦麻木的冷脸”，使得“我”不由自主地选择充当信使的角色。
于是更大的悲剧事实被发现了——孩子的姐姐，一个叫周洁的女子，两周前已割脉自杀，且无从知晓自杀的任何原因。而对于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公寓老板所表现出的是彻骨的冷酷：“丫一死了之，我可倒霉了。”而“我”从无边的冷漠中所感受到的则是彻骨的清醒：“应该说我没有感到震惊，在外漂流几年我已经见惯或听惯类似周洁的故事。”从文本开始的情绪化直白到文本末尾的理智的“清醒”，蕴含着无以复加的情感惊悸与灵魂颤栗的力量。
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无望——一个无法预知的结局。“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无助迷离的目光注视着“那两张混杂在众多信件中开始发旧的明信片”，以微弱而又苍白的力量“默念”“那个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
如果说《黑暗之歌》所直面的更多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矿工中的一员之一己之苦难经历，那么《失踪的生活》则是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与空间上对整个群体——底层的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注，这不仅仅是写作视野的延伸与拓展，而是作家情感质地和道德力度的一种再度熔铸，散文的意蕴也进而越发坚实醇厚起来。
夏榆是真实的，因而他能将生活中的特殊苦难经历以生命体现的方式真切细腻地展示出来，对深处底层的个体与群体的苦难与群体之外的无边冷漠的清醒体悟，指证着我们所处的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人性苍白与道德溃败的罪恶；夏榆是敏感的，因而他能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将一个特殊群体内心的不竭呼喊的声音远播弥散，从而实现对社会赞美的措辞的审慎以及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的道德乃至灵魂的拷问；夏榆又是迷惘的，作家的职责与良知固然无法使其人为地消解人间苦难，但逃遁与无望的结局，又使人深陷黑暗的迷津而无法真正感知底层生活终将出现的曙光。
或许正是这种怅惘，才能引发我们对一个群体的普遍而又真正意义的关切——“只要有一个乞丐跪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道德感就需要追问。这个人是整个社会的母亲，是考验整个社会的良心。她是化装的基督，转世的佛陀，有意跪在人来人往的闹市中，等待良知未泯的人到来。”②
①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②王朝阳：《新闻之下的生活》，《美文》２００３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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