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追体验、解码、暗道之寻找
作者：朱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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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①一文，体现出一种文史打通的追求，他在此文中着力凸显文学中“人格”要素，并使之与儒道传统结合，与现代化学术体制中的文学研究形成一种鲜明对峙。他对一些作品的阐释，继承古代考据之传统又不拘泥其中，他往往不极力建构抽象的理论体系，不去用某个模式来套解某部作品，这种立场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上，更体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上（典型之文章是其《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这在人人汲汲于“新宋学”之建构、以某派方法硬套中国文学之今日颇为难得。
《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此文所谈乃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接近诗、诗人、世界。
关于这个问题，福柯有一篇甚为出名的文章，即《什么是作者》，他在此文中区分了“ｗｒｉｔｅｒ”和“ａｕｔｈｏｒ”二词，他把古典作家比喻为伏在意义平台上的工作师，首先构想好所指，然后用能指来填充，作品在完成之后，意义最终阐释权归结于他，因此，古典批评是对作者生平时代等诸因素之考察，在此基础上，方能实现对作品之理解，也因此，他把古典文本的作者称为“ａｕｔｈｏｒ”，此词本身含有“权力（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的意味，即作者对“文本”是一种权力之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作品及批评，不必以“作者”为中心，作品被作者完成后便自动进入另一个与读者对话之世界，作者不再能占有作品，作品可以在读者手中作任意解释，这种意义上的作者为“ｗｒｉｔｅｒ”。现代意义的批评者在解读作品时不必回到作者，文本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其意义可由读者填充，在此过程中，文本意义便始终在延异之中。
上面福柯所彰显的，可以看做是我们如何和诗、诗人打交道的问题。福柯宣称：“作者”死了，这里面当然有对启蒙理性反思之意味，我们很难看出福柯是站在哪一方，他是在客观地描述还是在由衷地呐喊，现在大多学者往往一相情愿地把这句话理解为呐喊，这恰好反映出我们对“后现代”的迷恋，但福柯是复杂的，“理性”的僭越在西方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现代批评理念所呈现的一个趋向则是“读者”的僭越，这和西方“理性”之僭越就成了一种明显的呼应。
徐复观的《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福柯关于读者与作者问题的一种途径。
在此文中他提到：“《锦瑟》对读者的魅力，只因为它是道道地地的一首诗，是来自它由色泽、韵律所给予人的诗的气氛情调，读者能读出这种气氛情调，而引起怅惘不甘之情，则读者之情已与作者之情，间千载而相遇相感。假定起义山于九原，问他这一句到底指的什么事，那一句到底谈的是什么情，恐怕义山也会惘然自失，期期未能出口，最后只好说‘卿非解人，我眠且去’了。”（２７８－２７９页）但他接下去笔头一转写道：“不过，对于感觉有意味的事情，想诉之于理智，以求知道一个究竟，这也正是人情之常”；“读者对诗所作的理智活动，不仅不致妨碍了诗的本质，而且对创作与欣赏，多少可以提供若干意义”（２７９页）。由此，徐复观用清代考据学的功夫，结合诗内相证，对李义山生年问题、其婚于王氏之隐痛、其与令狐謋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进而提出自己对《锦瑟》诗的理解。
徐复观把自己解读李义山的方法总结为“追体验”。他在此文的最后提到：“以上对《锦瑟》诗的解释、分析，并不是先拿一个什么格套，硬把这种格套用上去。我的解释分析，更不能说是对诗作解释或鉴赏时的范例。不过，我愿向对诗有欣赏兴趣的人，指出下面一点：即读者与作者之间，不论在感情与理解方面，都有其可以相通的平面，因此，我们对每一作品，一经读过、看过后，立刻可以成立一种解释。但读者与一个伟大作者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平面的，而实是立体的世界。于是，读者在此立体世界中只会占到某一平面，而伟大的作者却会从平面中层层上透，透到我们平日所不曾到达的立体中的上层去了。因此，我们对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功作品，最初成立的解释，若不怀成见，而肯再反复读下去，便会感到有所不足，即是越读越感到作品对自己所呈现出的气氛、情调，不断地溢出于自己原来所作的解释之外、之上，在不断的体会、欣赏中，作品会把我们导入向更深的意境里面去，这便是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创作此诗时的心来读它，此之谓‘追体验’。”（３２４－３２５页）
徐复观以其特有的方法，在一步步走向作者，接近作者，他不像福柯所谈的现代意义的批评家，摒弃作者单独把文本作为一个自足的结构，也不像福柯所提到的古典批评者，单独科学主义式地考察作者生平及时代背景，作品成了没有生命力的“对象”。徐复观的“追体验”，乃是凭借历史文献的一步步考证，诗人渐渐复活，结合诗句的参证，从而探得诗歌中蕴涵的作者世界，进而与之沟通、交流。
徐复观在其《〈文心雕龙〉浅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缀文者情动而辞发’，鉴赏者顺着文字深入进去，可以与作者创作时的心灵相接触，相融合。‘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在今日，称为‘追体验’，在彦和则是‘沿波（文字）讨源（心），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能见作者之心，才算真正读懂了那篇作品。”（《〈文心雕龙〉浅论》之五，《徐复观文集》（二），湖北人民出版社，４５９页）
这种“沿波（文字）讨源（心）”的“追体验”，在现代诗人西川看来，就是试图“找到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的工作。西川在其《个我他我一切我》中提道：“找到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看来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达成有效的交流。我使用‘暗道’一词并非故弄玄虚，它区别于通向作家的康庄大道。一个人不能因为知道屈原是一个爱国者而自称了解屈原，一个人也不能因为听说过鲁迅的愤世嫉俗而自称了解鲁迅。所谓‘暗道’，或是一个符号，或是一种语言方式，或是一种价值观念，或是一个形象，或者甚至就是一个词。这个词、这个符号等等，就像一个按钮，你按到它，作品才向你完全打开，作家才对你一个人说话。每一个作家都有通向他的暗道。但是历史的代价是，随着作家的离去，这暗道也便自行封闭。在某些情况下，找到通向某一作家的暗道需要很长时间。”“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死者复活，而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旦从死者那里发出，死者也便复活了。”
正如胡晓明先生阐释陈寅恪先生之诗时提出的“解码”，这和徐复观之“追体验”、西川所谓“找到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之精神，乃是相通的，都是试图经历他者的世界，在这种追索之过程中，和“作者”建立了一种“默契”之关系，徐复观所谓“能见作者之心”，西川所谓读者与作者建立“精神上的私人关系”：“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如果建立不起精神上的私人关系，阅读行为便告失败。”
这种阐释方式不像福柯所谈到的现代批评家和鉴赏者，“作者”被作为和文本无关的人存在。现代诗人把文本的作者比做“在一幅照片之外的一个摆弄照相机的人”：“他活动手指，他发出声音，他以他的行为存在。……这个‘幽灵’就不像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作者’那么简单。帕斯称‘艺术的幽灵’为‘另一个声音’：‘它（诗歌）的声音是‘另一个’，因为这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的古代的声音’”。
也许正是通过我们的“解码”，我们的“追体验”，我们对于“暗道”的寻找，我们和另外一个已经失去的世界建立了联系，我们和诗人建立了私人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原来所面对的沉默的文本，现在可以与我们对谈，这个文本因为被我们的“钥匙”打开，因而其所护庇的又一次得到复活。
在此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传统，其“作者”已经隐遁，所存的只有“文本”，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仍想与其建立关系，那只有使其文本和我们每一个个体建立起真正的“私人关系”，和那些原典性文本打交道，而不是把这种寻找“暗道”和“密码”的权力让渡给他者，这样就无法建立起个人的“体验”，谈论传统也成了一个空洞的姿势。
徐复观受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影响不大，他的研究没有因为现代意味的启蒙革命而同传统中断，在《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中谈到的“追体验”之精神，对已同传统中断的我们有着无穷的启发。
①见《中国文学精神》，徐复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