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荒诞的假设　人格的追求

作者：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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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只有一条命，生命之于个人只有一次而已。人生百年，其实百岁寿星甚少。要想增加生命的长度，是不可能的；惟有拓宽生命价值的维度，“以一当十”，以有限的生命换取数倍的成功，才是可以追求与实现的。身居宝岛台湾、以诗名饮誉海内外的余光中先生在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中，突发奇想，假设自己异于常人，拥有九条命，以每一条命完成一件生命中必做之事，以量化绝对值提高生命价值。这篇散文在幽默、诙谐的气氛中，作者对生命做了一次大胆的假设，看似荒诞离奇，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严肃的思考和无穷的回味。
　　作者说：“我”的九条命是这样安排的：一条命专门应付现实生活，处理凡尘琐事；一条命在家陪伴父亲和岳母，以尽孝道；一条命给妻儿，做好丈夫和爸爸，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一条命用来广结朋友；一条命用来读书，博通古今，纵览天下；一条命专心教书，极尽“人师”之职；一条命用来写作，“全身投入”，以飨读者；一条命专用旅行，与志同道合的妻子一起，“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还有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过日子，不为生活所累，不为生计所迫，更不为报社、编辑的“截稿日期”所限，随心所欲……
　　九项生命内容，涵盖了一个“社会人”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既有对社会的职责（教书、应付现实生活），对家庭的责任（为人子、人夫、人父），对自我的追求（读书、写作），还有一个自由人应享受的权利（旅行、从容过日子）。所有这些，乍看之下，平平常常，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在实际生活中就仅有一条命的个人而言，希望每一项生命内容都担当得尽心尽职、尽善尽美，又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必然面对诸多的无奈与困惑：不是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就是冷落了家人和朋友；不是过分工作而忘记了休息，就是一味贪图享受而一事无成。作者明明知道不可能多方兼顾，但仍假想自己有九条命，絮叨着如何担当着各自的职责，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奢望并不是向读者故作幽默状，而是在他的“假如”中贯穿着极其严肃、认真的思考：对个人完美生命的积极追寻与向往，从中抒写着对实现自我人格理想与更高人文价值的热烈愿望。
　　上述作者的思考与愿望，集中到一点，即是作者对自己人格内美的追求。余光中虽然现在身居台湾，曾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生命意识的观念，但其思想深处仍有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儒文化与释文化、道文化对立互补，以儒为本，整合为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和以“人格内美”为理想的自审意识（“吾日三省吾身”），构成了中国士大夫典型的文化精神品格。它通过以圣人贤者、英雄豪杰的“外圣”（“兼济天下”）和“内圣”（“独善其身”）的人格修炼，达到“君子”的标准与境界。身受传统儒家理念影响的余光中深谙此理，在反复的内省中，查找不足，在深深的自责自悔中透露出的是内省的自觉：“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只能“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原是“我”的姨母，母亲亡故以来，“对我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于心，对这两位至亲之人，不能侍奉以享晚年，却要他们与孤独为伴，这是怎样的心痛与愧疚；对妻儿，“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因为太太极尽人母之责，负责与四个天各一方的女儿联系，使她们感受到父母的叮咛与挂念。其实，从余光中的另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可以得知余光中先生非常爱他的女儿，不惜虚构“四个假想敌”为对手，自嘲自讽，对女儿们的关切、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这里，作者把成就归于太太，自己则是“忙于外务” ，无法做“全职丈夫”，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这既是对妻子的赞美、对女儿的抱歉，更有对自己的埋怨、不满，真是“爱之愈深，疼之愈切”。对父亲不够孝顺，对岳母不够关心，对妻儿不够体贴，“忙于外务”的余先生对朋友总该够义气了吧？其实不然，“我”徒有庞大的关系网，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实在是由于“鞭长莫及”；日常琐事忙得焦头烂额，不断的应酬、开会、例行公事使每个人分心乏术，想静下心来痛痛快快读一读书，精心准备、全力以赴教好学生也难以做到，只好对自己钟爱的事业说抱歉，如此的“无所作为”、束手无措，真是令人既焦急又痛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荒唐离奇的假设与幻想。
　　其实，自责也好，内省也罢，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完善之美的要求都源于余光中有一颗“爱心”。这种“爱”不同于一般的“小我”之爱，而是作家真诚人格的“博爱”。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惟其痛苦就会向善，从人性道德方面去实现自我人格的完成，故而在作品中律动着自己的博爱意识。）莱《为诗辩护》中“我们往往！择悲愁、恐惧、痛苦、失望来表达我们之接近于至善”说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吴周文导师在分析朱自清的散文时，曾把“博爱意识”作为其早期散文苦恼意识的三种形态之一（《朱自清散文艺术论》）。朱自清处于乱世中，以一颗多情而敏感的心去感受大时代的大痛苦，需要用爱与泪排解内心的苦闷，因此，在他的散文天地里筑起了一个“爱”的王国。余光中也是如此。他生在大陆（一九二八年生于南京），身居台湾，与大陆同胞一水相隔却难以见面，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时时在心头萦绕，著名诗篇《乡愁》正是这种祈盼统一、渴望团圆的痛苦的结晶。他因为“爱”而深深地痛苦，因为痛苦，更烦恼更痛苦地去爱。《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对女儿的爱，《沙田七友记》是对朋友的爱，《乡愁》是对祖国的爱，这篇散文是作者各种“爱”会通的抒写。父子、夫妻、师生、朋友之间的感情，最能体现一个人博爱伦理与情操的主要方面。余光中爱他的父亲、岳母、妻儿，爱他的学生和朋友，总是以作为儿子、女婿、丈夫、父亲、老师和朋友的身份所应有的仁爱与操行出发，检查自我在人伦关系中的不是与不足，对自己的粗疏、随便、懈怠，表示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悔恨。愈是自责自悔，愈是表示修善补过，便愈是宛然托出一颗恳挚广博的爱心。这正是这篇散文叩动读者心扉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显而易见，本文构思的奇特是源于一个荒诞的“假如”。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人成了无法召回的流放者”，“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西西弗斯神话》）。虽然，在余光中笔下，世界并不如加缪所说的毫无光明，但现实生活的“荒诞感”令人身心俱疲。厌倦、愧疚、无奈、怨恨等思想重负激活了他审美心理的荒诞感，在表现形式上，作品完全建立在“荒唐的假设”上。西方俗语中有“猫有九条命”之说，得此启发，作者也假设自己有九条命。且不说这俗语本身有多少荒诞性，想象人具有猫的“特异功能”，就是荒诞、怪异的联想；更何况，还为每一条命的用项作了精心安排，力求把人伦操行做到尽善尽美，荒谬滑稽的背后却体现了作者对个人生命的严肃珍惜、对人格理想的执著追求。
　　这篇散文荒诞的构思源于作者严肃的人格理想，因此作者的审美态度亦庄亦谐，形成了严肃而又幽默的行文风格。鲁迅认为幽默决不是“单单的玩笑”，如果把它看成“说笑话”“讨便宜”，那是一种堕落（《从讽刺到幽默》）。幽默的层次更高些，更为机智、含蓄、分寸合度，能够表现思想的一种机智，指向内在思想的深刻，使读者在轻松的笑中感受深刻的理趣。作品中之所以能够显示出高雅的幽默品味，是因为作为诗人的余光中有一颗美好的“中国心”，同时机智地运用幽默的艺术技巧。为了达到深刻的幽默，作者采用了夸张、讽刺、自我解嘲等手法，使全文洋溢着风趣诙谐的色彩。如说到用来应付现实生活的第一条命，引用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名言——“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来表现现实生活对人的巨大压力。然而令作者啼笑皆非的是，这“千般惊扰”，竟是“办手续”“填表格”“回信”“开会” 等芝麻绿豆大的小事、细事、琐事、无谓事，如此列列铺陈，让人在阅读之际能深深体会作者对现实中琐屑缠身的郁愤、烦闷之情。说到“填表格”，作者用“特写”放大的手法，夸张地形容：必须将“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的地址填到只能容纳“四根牙签”的细长格子，并且说，“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把一座仙山纳入芥菜籽中），这有力地讽刺了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又如，有感于自己为人夫、人父的不够尽职，无奈之下承认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些，原因是有一个好太太，使自己乐得“垂拱而治”，并调侃自己仅为“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用自我解嘲，化解了作者自身不尽职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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