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打向人心幽深处的强光
作者：仵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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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每年十月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有如世界性的“押宝”与“揭锅”。谁人折桂、谁个所言者是，让文学爱好者或关注此事者有“游戏”式的兴奋。但每年的终于结果，又常常有与获奖者水平无关的意外。二○○○年高行健获奖，让不少人吃惊；二○○一年奈保尔获奖，舆论反应不一；二○○二年凯尔泰斯获奖，更让世人一头雾水，普天下不知此君为谁；二○○三年库切获奖，倒是难得的众口同声；但二○○四年地利女作家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ＥｌｆｒｉｅｄｅＪｅ-ｌｉｎｅｋ.１９４６—）获奖，不仅本人无此预期，连熟悉她文学成就的德语文学世界也颇多惊诧之声，至于远在东方的我们，又与“ＸＸＸ（耶利内克）是谁”这个不时出现的“句式”遭遇。
当然，较之当年人们对凯尔泰斯的（几乎）一无所知（你在专业工具书上也找不到他），中国对耶利内克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比如她的名作《钢琴教师》，在五六年前已有德语文学专家宁瑛女士将其译为中文，只是由于她在中国籍属“无名”，尤其是她作品中刺眼的“性内容”而在北京出版社搁浅；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大型权威工具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译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耶利内克占有一席之地；在笔者亦参加的二○○三年德语文学学术年会（上海）上，曾有学者就耶利内克的小说（在文体上亦有认为是散文者）《哦，荒野，哦，防备它》中的“自然主题”作了专题发言；她的文学成就在德语文学圈虽有争议但也为不少人知晓，自然，对普通读者而言，她仍然是“陌生人”——可如今诺贝尔文学奖让耶利内克一夜之间已是“天下何人不识君”之状况，她搁置已久的《钢琴教师》中文本二○○五年一月已迅速出版，首印高达三万册，还有六七家出版社都在争取她的中文版代理权，反应迅速的中国德语文学学会也在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关于耶利内克气氛热烈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在中国她的“无名”际遇彻底改观了。
耶利内克自一九七○年（二十四岁）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三十五年中，她涉及过诗歌、散文、广播剧、电影剧本、歌剧剧本、小说、戏剧各种文体，也从事过英语小说翻译，但整体观，小说与戏剧乃是她两大重镇。早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她已因创作成就在一九八六年获得过海因里希·伯尔奖（以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小说家伯尔命名的文学奖）、一九九四年彼得·魏斯奖（以德国剧作家魏斯命名的戏剧成就奖）、二○○二年柏林戏剧奖、二○○三年拉斯克－许勒剧作奖（以德国女诗人、作家拉斯克－许勒命名的戏剧奖），而在较早的一九九八年，她还获得了德语文学的最高奖——毕希纳奖。以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剧作家毕希纳命名、创立半个多世纪的毕希纳奖，年奖一人，享誉甚高，获此奖意味着对获奖者毕生文学成就或在德语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的承认与肯定。对当年五十二岁的耶利内克，可说是二者兼在了。
但获奖并不意味着对耶利内克文学评价上的一致肯定。事实上，她的新作常是文坛上又一次“争端”的起因。比如一九八三年的《钢琴教师》，发表后即因小说中的“性主题”“性描写”在“比较保守的奥地利”（奥地利现驻华使馆文化处主任蒲嘉贝女士语）引起了争论。但这并未让耶利内克手足收敛，她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一九八九年发表了自称“反色情”小说的《情欲》。此作又是一番轰动效应。叫好者不少，指斥者众多，“淫秽”“败俗”之类骂声来势汹汹。耶利内克成为争议对象，不仅是因为作品中“性内容”的突出表现，也与她以小说（包括戏剧）为手段进行的激烈社会批评相关。她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将祖国奥地利称作“死亡的国度”，对奥地利现实的攻击尖锐而刻毒。她警觉地与现政府保持距离，即使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未显出享誉者的“宽容”：她把这一殊荣与奥地利划清界限，否认它是“奥地利的花环”——尽管她是奥地利文学领域第一位获此大奖者、是奥地利各个领域诸多诺贝尔奖获奖者中第一位女性。如是激烈尖锐，怎不招嫌惹恨？有所谓“背叛祖国”“给家园抹黑”一类诟病，似也不难解释。引起争议除上述原因外，也与耶利内克在艺术形式上的实验性或先锋性有关。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戏剧中，她对传统的形式都有根本性的破坏，对小说元素、戏剧元素有极大的变异。随便翻几页她的小说，也可看出小说在叙述、人物、故事、结构、甚至标点符号多方面的另类用心。耶利内克的确不好读、不易读、不易解。总而言之，在思想观念、作品主题、艺术倾向诸方面，耶利内克都可说是一位反叛性的作家——时今一个反叛的男人尚且难以为社会承认、接纳，又遑言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反叛且激烈如是的女人？但作为个体的存在，我行我素若耶利内克者，却早已有了足够的勇气与经验。她当年暴得大名，今日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钢琴教师》，可以是她的观念、文学主题、艺术倾向的代表，也可说是她经验与勇气的证明。
上文已说，《钢琴教师》不好读、不易读、不易解。当我们如常例要大致介绍一下它的故事时，便会有踌躇感，因为它的故事依传统标准看似在“有”与“无”之间。传统故事情节的丰富生动、起伏跌宕或复杂纠结，而耶利内克的这一故事在线索的意义上说却颇为简单：一对母女——钢琴教师埃里卡与她的母亲——相依相存又相争相斗的紧张、反常关系；一对师生——钢琴教师埃里卡与小她十岁的男学生克雷默尔相爱相恋相怨相恨的紧张、反常关系；母亲厕身其间，对恋人“相爱”关系的全力破坏。但换个角度，它的故事又不简单：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的一对母女之间的依存感使她们不能、不愿离分，甚至有伦常已乱的同性恋倾向，但物欲、异性、享乐的召唤又使年轻或仍然年轻的女儿时时有挣脱母亲禁欲主义控制的强烈愿望与行动。可挣脱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控制者（母亲）的控制欲——小说在第一段就写道：“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者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统治者”“暴君”的母亲为女儿设计了“天才的钢琴家”的人生道路：她让埃里卡知道、明白并相信自己是一个“天才”，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自己会、也应该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钢琴家。母亲的灌输与裁剪可说“成功”：音乐或者钢琴成了埃里卡的全部世界，她自以为非同寻常，她被动又自觉地把一切享受性的生活关闭在音乐之外，虽然窗外的荡漾春光与异性的热辣魅力也不时令她怦然心动，但母亲和她自己会同仇敌忾般把窗户紧闭。但这一切的结果却是讽刺性的：母亲付出了全部的爱与努力、埃里卡付出了包括童年在内的几乎全部美好年华，她最终不过一个平庸的“钢琴教师”而已。如仅止于此，也还罢了，那只是一个“天才梦”的幻灭，而可怕的后果却是，主人公青春期长期的性“压抑”与冰冷的禁欲主义使埃里卡最终走向了变态，其程度与表现令人恐怖：她童年时代的盗窃、破坏（别人有的，她要有：别人有，她没有，她便要把它毁坏），她的性幻想、窥淫癖、刃血的自虐、对匪夷所思的受虐的渴望（这些内容的阅读似乎要求读者有较为坚强的神经），她只身出入色情影院、夜间潜行野合场所，因为嫉妒，她残忍毁坏年轻的女长笛手的阴谋，这一切与音乐学院钢琴课上一丝不苟、庄正严肃的教师模样形成令人怵目的巨大反差，她人格已严重分裂。在解读上，这里所涉甚多，例如“母女”关系的问题。“母亲”是控制者，“女儿”是被控制者，“母亲”是强权、是控制者，控制的暴虐既吞食了被控者的“独立”能力，强化了其依附感，同时也播下了“异化”的种子，即被控者的“变态”，其后果对彼此皆有不可承受之重。这里又涉及“教育”问题，教育者意志主观暴虐的强加，幻觉的制造与营造，其结果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是对对象根本性的毁灭，也是教育者的自毁（这或许是文学认识与教育功能意义上的现实含义与启示）。而另一线的埃里卡与克雷默尔的故事（或关系）所涉为“男女（两性）”关系：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及其故事。在常态中，它可能是一支温润、明丽的乐曲、旋律。但在异态中，它却成为惊心动魄令人恐惧的噩梦：克雷默尔爱上了大他十岁的钢琴老师，但他并不想走向婚姻的殿堂。他只是想享有她、占有她，从她那里取得“性”的经验，赢得占有者、成功者的快乐，但他又确实有不能遏制的爱欲在。埃里卡则不然。她希望得到爱，但在母亲的阴影中她又恐惧被爱，可这又没有最终阻止她本能地接受并诱惑克雷默尔，然而她又意欲以自己的方式与愿望获得这个爱。她对克雷默尔时近时远、欲擒故纵、若即若离，她要全部拥有他、占有他并走向婚姻，她还要与他成为一体。她幻想他以暴虐的性爱（肉体的怪异折磨）来享有她，使她在受虐中享受“爱”。两个反常态的“爱者”、尤其是女主人公埃里卡在男与女关系中的“异化”是可怕的（其实上面的概括性文字已大大淡化了这一角色心态的复杂、病状、疯狂与恐怖；这不仅是笔者力所不逮，更重要的是耶利内克笔下人物的复杂的不可复述性）。这一对男女的关系所展示的一切（如前述的“母女关系”一样）已具有临床的“病理性”含义。它在深处牵系的是神秘、复杂、恒久、非理性、鬼蜮一般的“性”问题。这是“人”的一大问题（“食色”之一），也是“文学”的一大问题。如果认同“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那么，在“人学”的“文学”中认识、表现、讨论“性”的问题便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必然性。然而在文学史上如何“处理”这一文学主题却真是烟云蒸腾、气象万千。薄伽丘之《十日谈》是一类。司汤达之《红与黑》是一类。托尔斯泰之《安娜·卡列尼娜》是一类。劳伦斯之《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类。亨利·米勒之《北回归线》是一类。昆德拉之《玩笑》是一类。而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又是一类。她不是自然主义的、社会性的、宗教的、伦理的、浪漫的、诗意的或哲学的写性，她在创作中承认本能的力量、承认本能的非理性、承认本能的秘不可知与深不可测（因此有人称她是“弗洛伊德的女儿”）的前提下，以医生般的目光人性地去写性——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入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她自白：“将最强的光线打在你的写作对象上面。”耶利内克把最强的光打在了人心（性）的最幽深处：源之于强大本能的性在理性的束缚与压抑中可怕的挣扎、纠斗、燃烧与病状化的表现。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听到主人公痛苦或兴奋的呻吟。耶利内克的埃里卡、克雷默尔、母亲三个形象都是闪耀着钢蓝色寒光的锋刃一般的“尖锐”角色。“我并不追求有缺陷和弱点的被弄掉了棱角的人物，我追求的是论战和强烈的反差，这是一种木刻技术。我用斧子劈进去，为的是让那些我的人物进去的地方不再长出草来。”耶利内克以利斧为笔劈出的人物以坚锐的棱角直刺我们的双目与内心。在埃里卡与母亲间是两个（两代）女人间的肉搏；在埃里卡与克雷默尔间是两个异性间（艰难、漫长、痛苦、病态的）肉搏；这是两场强与弱、攻与守、猎手与猎物、控制与被控之间的对峙、不时易位的肉搏。两场肉搏无胜者，无出局者，彼此陪伴至死。关于埃里卡、克雷默尔、母亲，我们当然可以带着阅读者的下意识的优越心态去看，给出超然的怜悯、厌恶、恐惧或同情，但更深的意义则可能是：他们就是我们或可能的我们——当我们在同样的境况、同样的情境、同样的氛围、同样的情势中时，我们怎敢自信地对自己说“我不会（是）”呢？区别只在于：我们尚未身临其境，或者他们是极端的，我们还在一个“常态”的程度而已。埃里卡们让我们震惊，也让我们从镜子似的我们的同类的他们处意识自己，这似应看作亦特殊亦普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