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在和解与退守之间

作者:王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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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诗人可以作如下解:一是写诗的人——诗对于其写作者而言是作为种上具或桥梁而存在,诗外在于其写作者;二是诗的人,在这里,诗与人是同构的,诗即是人,人即是诗,诗是一种生命的书写,诗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用别样的诗体写作的诗篇,诗人终其一生都在构筑属于他自己的为我们凡夫俗子所无法领悟的诗性世界:于是乎,诗性世界与俗世的冲突便成为一类诗人诗作的恒在主题。海子就是这样的诗人。我在下面对其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解读也以这种冲突为起点。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并不认为这是海子在与俗世的对抗中“感到疲惫后,要做一个世俗的人”,在这里,或许有有一定的和解(不是投降)意味在,但绝非诗人全面认同俗世价值,要去追逐“尘世的幸福”。因为,在诗中海子用来表征其幸福的意象——喂马,劈柴,面朝大海的房子,春暖花开,几乎都来于其乡村记忆,与其一贯用以对抗城市文明与俗世价值的大地乌托邦与乡村理想有着更多的一致而非断裂。“关心粮食和蔬菜”一句似可理解为小市民灰色的世俗生活中的精打细算。然而从更为本原的“粮食与蔬菜”种植与收获的层面上看农民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更为直接地“关心”着“粮食与蔬菜”。因而关心“粮食与蔬菜”更应该是乡村生活的写照,诗人“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的是“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的幸福”,绝非“陌生人”在“尘世获得”的“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正是要去追寻诗人自己一贯的理想和长期固守的价值,尽管这是单枪匹马的追寻,是孤独的(而其理想“一所房子,面朝大海”也有一种空旷的孤独感,与最后一句“我只愿……”——其实也是只有“我”“愿”——相联系,这是一种对孤独理想的孤独追寻)。从整首诗看,海子在现实生活中多次受挫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至少在个人的层次上诗人拒绝了对俗世的融入,仍然坚持着自我的灵魂的救赎与超越。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为什么要等到“明天”而不是现在就开始呢?我觉得在海子的诗中除了诗性世界与俗世的冲突之外,作为其理想层面的诗性世界与乡村乌托邦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冲突,作为其诗性世界能指的乡村图景与作为其所指的精神存在构成了一种自我解构的关系。史铁生说:“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于现实,而不太看重它更是信奉,不仅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海子以其记忆中的乡村为蓝本构筑起来的作为其精神家园的诗性世界,实际正是这样一种“信奉”(事实上,在人离家出走之后人与其精神家园便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人既无法摆脱家园的记忆,永远生活在其阴影里,却又永远不可能再度返回。人只能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还乡者),一方面它与现实无涉,另一方面,又由于作为这种虚拟世界的能指的田园乡村景象都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其对应之物,因而也极易把它误读为现实的存在,由于这种误读引起的在现实层面上的对诗性世界的追寻往往会造成现实的故乡与精神家园,乡村与乡村乌托邦,被误读为诗性世界的乡村俗世与诗性世界的相逢与冲撞。在现实世界中,俗世的价值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与无可争锋的强力,因而这种冲撞的结果只能是诗性世界遭受重创,甚至于被完全击毁。据说:“海子在一九八九年有一趟故乡之行,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他说‘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事实上,并不是故乡有多么巨大的改变(至少重要的不是),而是海子以其故乡记忆为蓝本构筑的作为其精神与灵魂的栖息之所的诗性世界与衰败的并且从来就如此衰败的故乡本就不是同一事物,属于诗性世界中的“熟悉的东西”当然不能在现实中的故乡找到,并不是诗人在“故乡完全变成了陌生人”,而是诗人在其乡村乌托邦不能与现实的乡村相对应时产生了一种对家乡的陌生之感。诗人在理想多次受挫之后(这种受挫即来自于诗人理想的强大的对立之物,也来自于理想本身因其能指与所指间对抗而产生的自我解构),当诗人准备做一个“幸福的人”,在现实的层次上实现其诗性世界时,是否仍有可能保持内心的自信呢?“明天”是一个似近实远的时间概念,它似乎与“今天”只有一夜之隔,但是一夜过去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抵达的仍是“今天”。“明天”这一概念在现实层次的俗世与理想层次的诗性世界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间隔,而正是这一间隔避免了俗世与诗性世界的相逢与冲撞,从而可暂时地维持诗性世界的完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诗人敏锐的直感能够感觉到对诗性世界的现实抵达可能意味着其诗性世界被完全击毁(尽管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感觉),诗人是否仍自信自己屡受创伤而又苦苦挣扎的灵魂能承受得住这样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呢?“明天做一个幸福的人”,流露出的是诗人在决定把其对理想的诗性世界的追求付诸于现实的行动时来自于其深层意识的某种隐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将要行动时的些许犹豫。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诗人似乎有一种与人交流的渴求,似乎有一种突破隔绝与对立的企盼。“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不再去追问这条“河”与这座“山”本身是否真的温暖。“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似乎也少了一些决绝的对抗姿态。然而必须看到,三个“愿你……”与最后一句“我只愿……”是转折关系,其所指向的两个世界绝非遵循相同的价值。这绝不是诗人对俗世价值的全面认同,而应该是诗人为了换取俗世对其独守诗性世界的理解,至少是容忍而采取的一种和解姿态。海子的灵魂救赎与超越曾不仅仅限于自身,他曾“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是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曾经和“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诗人曾有过普度众生的宏愿,然而在现实中多次受挫之后,当他发现那些“孩子”与“穷人和富人”都是“陌生人”之后,诗人除了放弃这种普泛的关怀与救赎退守自我而外别无他途,只能退而只求自我的灵魂的救赎与超越,海子对俗世的认同仅仅是认同与其道不同的陌生人——俗世的芸芸众生在俗世追求俗世的幸福,而不是认同这种幸福本身。“尘世的幸福”不是海子要“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的“我的幸福”——那“幸福”是“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那是一种来自上苍的诸神的声音(“闪电”是一个与上界天国相联系的意象),不是任何一个凡夫俗子所能聆听到的,那是“我”的“幸福”。诗人把“我”的“幸福”“告诉每一个人”已不再奢望他们能理解这种“幸福”,并与“我”一同去追求这种“幸福”,获得灵魂的超越与救赎,而仅是希望俗世对于“我”独守“我的”诗性世界予以理解或是容忍,因为“我”已经认同与理解了“你们”去获得“你们”的“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种退却后的坚守,它与其说是诗人在坚守其精神追求时的毫不妥协的决绝姿态,不如说是诗人面对强大的俗世的不断扩张时发出的吁请,诗人期望的是以对俗世的和解姿态来换取其对自己退守诗性世界的所剩无几的领地的承认。诗人要求的只是各自追求各自的幸福,各守疆界,互不侵犯。
  然而,这只是诗人的一相情愿,诗人的吁请并不能引起俗世的怜悯,俗世价值的扩张并不会因诗人的和解姿态而放缓。诗人的精神世界所承受的只能是越来越强大的挤压。但这一切还不足以完全击败诗人,因为在越来越艰难的对抗与挣扎中,诗人仍可体验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致命的威胁在于,诗人对于其以故乡田园景象为物态化外观的精神家园在现实层次上“抵达”(这种“抵达”之所以能“实现”正是因为前文所提及的误读)之后,在其“明天”踏入“我”的“幸福”的境地之后,蓦然发现自己长期艰难坚守的用以对抗俗世的阵地也为俗世价值所统治——在写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海子自杀前不久的《春天,十个海子》中,诗人终于发现,自己“热爱”着的是“空虚而寒冷的乡村”在那里,“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这时,诗人所必须承受的是精神家园自我解构后精神世界的彻底幻灭。于是,物质层次上对俗世的完全超越成为诗人继续维持其精神追求的惟一选择。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不久之后山海关前的那一幕,因为对于失败者自杀是能保持其最后尊严的惟一姿态。①③郭宝亮:《飞升与沉降——论海子涛歌的意象构成与内在张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②史铁生:《宿命的选择》,《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l期,④⑤海子:《麦地》,《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⑥⑦海子:《春天,十个海子》,《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其余引文均引自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