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生命的突围与吁求
作者：韩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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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中，对生命的映射和关注愈来愈突出，史铁生的以挚情慧达深入人心，刘亮程的以形象深蕴撼动人心，而不见“经传”的夏榆，则以残酷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凄切呼唤震撼读者。《黑暗之歌》和《失踪的生活》(以下简称《黑》和《失》)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企盼。它们似两块巨大炽热的煤炭，散发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而其基调，则犹如严冬的河流，悲凉和无奈扑面而来，真切而质朴的言说让生存的艰难淹没读者的心田，以至于让人不敢轻言技巧，而技巧确实自然天成地蕴于文章之中。文章凸现了个体生命的轨迹和群体生活的内涵，昭示了人生永远的困境、不停的追求、必要的需求和急切的呼唤。
虽然我们认为各行各业是平等的，但绝不能否认其环境和工种的差异。夏榆笔下的“黑暗之歌”呆板枯燥、低沉悲凉、空虚畸形，而又内蕴着骚动和向往，是一首顺从命运又不安于天命的咏叹之歌。《黑》以“我”的见闻感受为线串起全文材料。主要以两方面交替穿插。一方面写“我”和窑工们“黑暗”的生活和劳动实况，另一方面写“我”于“黑暗生活”中的体验和突围。文章既以自然境况显其生存的残酷，更以“黑暗”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揭示生活的艰难、无聊，甚至变态。文章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否定着不良的生命惯性，冲击着那似乎习以为常的惯性生活；不但在身体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上揭瘤破疮，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我”和窑工们的生活劳动环境黑暗危险。“尘土弥漫的道路”“阴暗的落满尘埃的工房”“结满汗碱坚如盔甲的工装”“灯房睡眼惺忪满脸脏污的女孩子”“幽深曲折的巷道”“四季闷热的工场”，经常听到的“煤炭受到挤压扭曲而裂变的声音”等等。这一切使窑工们精力匮竭，精神又受到巨大的压抑，然而“世代以矿井为生的窑工们，不管那个黑暗的人口发生过怎样的灾难怎样的祸患，都别无选择地踏身而入”。文章直面窑工艰难而残酷的处境，曾经也是其中一员的作者给予窑工充分的理解和关怀。永不间断的灾难和祸患让窑工们“内心苍凉如水，面孔坚硬如石”。窑工们以一种冷漠，甚至麻木来对抗现实生活的磨难，一个老窑工连背了四个断气的窑工，却能顷刻间酣然入睡。这里的人们对不幸和死亡已习以为常，惟一的武器是淡然处之。残酷的生存状态消蚀着活生生的生命。然而任何人都无权责备这些拿性命拼生活的窑工们。所以“我”是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在诉说着生命的不足和憧憬，读者却能于其中感受着窑工们生活的缺憾，体悟着人类精神的脆弱，文章巧在由“我”的酗酒引出酗酒的父亲，把父亲作为一个“点”来揭示人们精神的空虚和扭曲。
父亲是个退伍老兵，和窑工们有着某种相似的“出生入死”的经历，现在却整日以酒醉心，然后逢人便骂，骂得最凶的是母亲，而且不顾母亲的挣扎和反抗，当着“我”的面强迫性交。这里，空虚脆弱者对更脆弱者发泄淫威，不惜失去自尊自重，更无人性地践踏他人的尊严。作者以叙写表达了“我”对父亲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否定和反叛。而父亲则是众酒鬼中的一个，“在我住的大街上经常晃着酒鬼”，一句话就交待了父亲形象的群体背景，“父亲”的意义也便由此显现了。
《黑》更以“我”的经历和体验展现了骚动因素，呈现了人们对困境的挑战和突围。“我”是为窑工们发放劳动工具的，为了克服死寂和恐惧，不至于像老窑工那样瓦解活力和元气， “我”在自制的沙袋上练拳击。置身于“黑暗的生活”，普通的文工团生活却成了“我” “人生幸福的典范”， “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那些美丽优雅的男女青年使我照见自己。我开始厌倦自己的生存。”结果是让“我”对生活失去热忱，像父亲一样泡酒馆，过上了自己发誓要反叛的生活。 “但是‘我’无力反叛。我不能把父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和血质从我的身体里剔除。”不良的生命惯性如生理基因的遗传，欲反叛，又无奈地屈从，而清醒的意识让“我”更加苦痛，这也正是“我”后来得以改变生命轨迹的基础。为了对抗不幸事故带来的恐惧， “我”成了一个热爱歌唱的人，这是因为歌唱挥发着浓郁的生命活力，以一种别样的生命爆发方式和黑暗对峙，驱散恐惧，粉碎“现实”。由歌唱自然写到了青年窑工赵松，赵松是窑工中的一个典型，也是“我”的另一个影子，他和“我”一样想脱离矿井的艰苦生活， “梦想着能到矿区的文工团做一名歌手”。也许他们的动机算不上高尚，但毕竟是对人生困境的一种冲击，让“黑暗之歌”有了些生命的朝气，更深的意义在于显示了人不屈于环境的精神。因此，文章以大量笔墨写“我”和赵松的歌唱生活。可是，突遇的不幸令赵松早早地走完了一生。快乐而富有活力的赵松与身体被一分为二、血肉模糊的惨景形成鲜明对比。生存的残酷由此令人惊惧。赵松的影子令“我”无法再下矿井，赵松的死也烛照了“我”的未来。不甘心像赵松那样消失的“我”，终于突出了窑工“黑暗的生活”，“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实际上是想成为一个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自主自强者。
《黑》中，“我”的心迹和行为成为一道独特的光线，透露出微茫的希望。“我”成为不满于现状，终于改变生活的一个“点”，但“我”的改变却是脆弱无力的，“我”顶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却难以改变人生悲凉的基调，更无补于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窑工们。怎样改变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怎样让精神充实而又欢娱?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读者和社会的面前，也会触动如那些窑工一样活着的人们的神经，从而启示人们去改变习惯了的命运。这是否是“黑暗之歌”的弦外之音?
如果说《黑》以现实震撼人心，则《失》更以现实发人深省。《失》显现作者在做了自由撰稿人后陷入的另一困境——“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正如史铁生所言：“文学就是试图摆脱困境的一种方式，他可能会发现活着和写作都是一样的，都是永远在困境之中，又永远去试图摆脱困境的这样一个过程。”①在与新困境的奋战中，作者关照了他的生活，又以他人的生活映照了自己的境遇，从而反射出人类生活的困境与企盼。
《失》具体反映出了都市底层“流亡人”生存的艰难和残酷性。作为外省的自由写作者，“我”和亲友的惟一的联系枢纽是信件，信件是“我”生命的暖炉，邮址当是“我”温暖的港口。而实际遭遇的新邮址却让“我”倍感忧伤。新到的信件只在窗台搁置一个星期后就被管理人员收归到竹筐里，“混杂在陈旧的无法投递的废信中”，“我”因此“沦为被任意侵犯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人群中的一个，“成为这个社会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的一分子。“新邮址”电就成为作者映现凄凉人生的一个典型窗口。
两张明信片引出了一个悲剧性故事。一个困在狱中的少年，以明信片向姐姐表明困境，渴望姐姐寄来棉衣，而他的姐姐非但没有收到弟弟的信件，而且还割脉自杀了。但这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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