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苦难与焦虑生存中的自我救赎
作者：沈杏培 姜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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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弥总是不动声色地在客观化、静态化的言说中完成其隽永、富有意味的文学叙事。这位九十年代后期展露文坛的江南才女，在不多的作品中充满了思考与阐释的激情，却又以节制平静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简朴而不失韵致，简约而不乏凝重：无论是《成长如蜕》所倾心阐释的成长的忤逆与阵痛，还是《城市里的露珠》 《父亲与骗子》所呈示的生活的粗粝与荒谬，抑或《美哉少年》李不安决绝的出走与流浪的身影……叶弥都以女性细腻的情感与浓厚的人文情怀体恤着、书写着人物、社会的成长与蜕变，在对小人物生存图景与心灵歌哭的精心书写的同时，也实现了作家对生命与生存的审度与省思。
《猛虎》注定了是一个有着多种阐释可能性的文本。它有着叶弥惯有的平和、从容的叙事节奏，娓娓叙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发生在丈夫、妻子、女儿三者间的故事：丈夫是一个病休在家的中学教员，也是一个阳痿患者；貌美的妻子风骚而贤惠，固执地维系着无性无爱的婚姻，她让丈夫服药，病发时又对其停药，直至丈夫猝然死去；而女儿则是父母畸形的生命、情感博弈中没有长大的孩子。小说中，作家隐退文后，在平静的叙事中抽去了人物的心理，人物行为的具象呈现中模糊了故事起承转合的确定语码。作家在书写三个人物的情感争夺、生命对抗的同时，也把阐释的多义性以及与作家博弈的挑战性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灵肉分离”的故事，也是得不到“性”福的妻子以隐蔽方式杀害丈夫的“仇杀”故事，或者看做一个家庭伦理的疏离与乱伦禁忌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形象更是耐人寻味、意味深长。
一、阴柔的暴力：女性悲苦无告的挣扎与自救
在故事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崔家媚，首先是一个谋杀丈夫的刽子手和排斥女儿的“凶母”形象。她风骚而冷酷。风骚是她的体态特征，她善于调动躯体语言来传达自己的妖娆和性感，使得街区的男人对她浮想联翩、垂涎欲滴而又奈何不得，以致暗恋她的老单身汉无望中在她身后撞墙自戕，而她只是“袅袅婷婷地转身看一眼，不动声色地又转回去，仿佛全然与她无关”。这多少可以看出崔家媚的冷酷与无情。而更大的冷酷表现在她固执地拒绝再嫁以此与丈夫对峙、对抗，在时间的博弈与她自设的阴谋中消耗着丈夫残弱的生命。崔家媚年轻、健旺，却守着一个无性能力的丈夫不肯再嫁，这使人想起张爱玲《金锁记》中那个为了家产、地位而嫁给患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的曹七巧。如果说曹七巧选择无性无爱的婚姻是为了家产的话，那么崔家媚固守着无性无爱的婚姻则有着复仇色彩。对于丈夫在性生活中的被动应付以致最后丧失性能力，她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她质问丈夫：“你是不是要把我朝绝地里推?”另外，从她“你不吃醋，我干那些事有什么意思呢”这种似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中，可以看出她与丈夫间的隔膜、紧张和对峙。她固执地对抗着丈夫让她“再找一个，哪怕两个”的意愿，以健旺的生命慢慢消损着他病残的身躯和脆弱的意志，这种奢侈而虚伪的。“死生契阔”是崔家媚报复丈夫的阴谋。在丈夫发病的那个晚上，她的报复最终完成。当丈夫喘息着要药却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时， “崔家媚拿着药的手坚定地停在空中”。就这样，一个妻子以冷静而阴柔的暴力杀死了丈夫。这个平静而坚定的手势和曹七巧对初次上门的女儿男友所说那句平静的话——“她再抽两筒(大烟)就下来”，是何等相似!在这里，传统重负与现实交困中作为弱者的女性病态的反抗、阴骘扭曲的心理和人格得到了何其毕肖的再现!这也即叶弥在《猛虎·手记》中所说的“男人和女人比较，女人在伤害中并不比男人更情绪化。但女人更易结仇。”复仇的非情绪化也即理性和镇静，崔家媚冷静而决绝地完成了弑夫的过程。
道德的职责与法律的正义请在这里暂先止步!
因为小说中的崔家媚并不是简单以恶与毒，罪与罚就能加以概括的。小说对崔家媚的书写是通过客观化的摹写实现的。纯然的客观呈示，难以进入人物的心理、破晓人物的动机，在原因与结果，行为与动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元线性关系，简单的善恶对错的标签只会带来对人物复杂性的盲视和阐释空间的窄仄。作家并未给我们预设一个道德与法律意义上“被审”的崔家媚，相反，叶弥在书写这个人物时是以宽宥与理解的心情投入的。这从作家对崔家媚“两副笔墨”、多向度的书写中看出，崔的性格与人格并不是单一的：丈夫眼里的她健旺、放荡、风骚而可怕，邻居眼里的她可怜、艰辛、严守操守；同时，崔家媚在外面的放荡妖娆与在家里的妥帖、朴素对比着；女儿的聒噪、乱伦游戏与崔家媚的静默、洁身自好对比着；丈夫的消极、挑衅与崔家媚的达观、隐忍对比着……
她的风骚、狠毒与沉静、 贤淑、隐忍，渐渐支撑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崔家媚，这光明和温情的一面也渐渐引发出读者的理解和同情，而她的暴力也可以被理解为自我拯救的方式。小说第三部分有两处细节是理解崔的性格不可忽略的。第一处是在两人的对话中，崔家媚“眼睛红了红”，这是小说中这个要强的女人惟一的一次眼泪，这是她柔弱、孤独内心的温情流露。第二处是女儿出嫁后，崔家媚不停地说话，兴致勃勃地建议老刘一起出外旅游、拍结婚纪念照以及去饭店吃饭，然而遭到了多疑的丈夫冰冷的拒绝。尽管与丈夫无性无爱的生活正如昆德拉所说的“背靠背的生活”，但面对得病的丈夫，她一开始并未选择放弃或弑杀，而是陪伴和伺候着丈夫。面对性无能的丈夫，曾树生(《寒夜》)疾呼“一个垂死的人，为什么还要守住他”，毅然选择与上司出走；面对丈夫因在战争中下体受伤而失去性能力的现实，查泰莱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频频地与人偷情。类似的境遇，崔家媚选择了留在丈夫身边，在她热情的建议中可见她在竭力营造生活的情趣，为丈夫驱除死的恐惧和笼罩在他们凄清生活中的乌云和不快，然而丈夫不近情理地拒绝了她，冷却了她那颗挣扎在困境中的柔弱而温情的心。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崔家媚，也理解了她前后似乎矛盾的举措：她爱丈夫，想挽救他——因为在丈夫身上有她曾经的理想和希望，有她违背家人意愿、拒绝嫁给将军儿子的固执，拯救丈夫也即拯救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现实和她曾“有过的美好理想”之间形成巨大反差时，她屈辱、伤怀，但又小心地捍卫和守候着；但丈夫心性柔弱敏感，疾病更催生了他狐疑、偏执的个性，这不断加深了夫妻之间的隔膜，而丈夫与女儿之间畸形的“联盟”和亲密关系也使她无法忍受，所以她又恨丈夫，并试图严惩和报复他。
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既爱又恨，既温情又狰狞，既希望着又绝望着的崔家媚。只强调一点都是不完整的，她爱得很深切，恨得也同样深切。崔家媚的人生轨迹经历了由爱到恨，由恨到麻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她情感的冷漠化和人格的锈蚀化的过程。当她绝望到极点时，当丈夫临死也与自己隔膜着，却乖违常情呢喃女儿的名字时，她彻底寒心和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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