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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炮礼时代”的婚恋心理标本

作者:柯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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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手术》(《名作欣赏》2004年第9期),许多人可能会心存疑惑:这篇名为《手术》的小说,究竟意在记录唐晓南左乳良性纤维腺瘤的切除手术,还是要讲述她的婚恋故事?这显然是被作者有意交织在一起的两个事件。它们之间有无关联?若有,又是怎样的关系?读者难得其解,而作者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还在小说的结尾恶作剧似的同我们开了个玩笑:唐晓南……端着这杯左乳的问题,跟在李医生背后,把这“问题”送给医生,等待最后的分析与结论——莫非盛可以把我们都当成了训练有素的“医生”,而这篇小说就是她端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她还要等待我们“最后的分析与结论”?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自觉地认同盛可以期待我们扮演的角色——“医生”。不过,我对作品中的手术并不关心。我只是将《手术》看成一份标本,一份“炮礼时代”青年男女的婚恋心理标本,并试图给出我个人“最后的分析与结论”。需要说明的是,“炮礼时代”一词并非我的杜撰,而是源自小说中的叙述语言,“在这个以炮为礼的时代”。说实话,读到这句话所在的段落时我是相当吃惊的,因为它明显地超出了我有限的生活经验,将我的孤陋寡闻与狭隘自闭暴露无遗。何谓“炮礼时代”?依据作品,我个人将它理解为是一种爱情已经终结、性关系成了男女两性之间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关系,并且自由的性关系正趋向日常礼仪化的时代。且不论我的理解准确与否,也不论盛可以对当下时代的这一命名是否恰当。仅就小说而言,这句话至为关键,因为它是小说叙事的基础,小说的叙事动力就来自于唐晓南与其所处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之间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总之,在这个以炮为礼的时代,唐晓南忽然想要一个家庭,一个固定的男人和安静的生活”。以此为界,我们可以将唐晓南的婚恋心理分为两段。在前一阶段,唐晓南对于时代的不可抗拒性有着理智而深入的认识:既然这是一个以炮为礼的时代,对于自己的婚姻与恋爱也就不应该有太多的指望。于是,她选择了做个“独身主义者”。她没打算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位情感层面上的“情人”,更没想过要找一位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同许多人一样,她也只是交了些“炮友”而已。但她终于不是一位彻底的独身主义者,她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到二十八岁这年,才发觉做别人的炮友太虚无”。至此,唐晓南的心路历程进入了后一阶段。她一改过去对于时俗的消极顺应姿态,开始了以婚姻为目标的抗争与追求。在她与江北以及李喊这两个男人的交往之中,当事人的心理脉络都尽显无遗。
  “江北是唐晓南的朋友的炮友介绍的,已婚,无孩,但婚姻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漏洞”。对于想结婚的唐晓南,这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所以朋友们也鼓励唐晓南把江北套牢。按说,他们同样有过当“炮友”的经历,应该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而分歧的焦点竟是对于他们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性”,这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有些荒诞,但作者却令人信服地为我们展示了生活的内在逻辑:对于唐晓南,自从她决定要找一个固定的男人、成立一个家庭过安静的生活之后,“不知不觉中,打炮与婚姻对立起来,成为矛盾”。因为“男人是不会娶一个随便和人打炮的女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因此,想要嫁人,首先必须从打炮的问题上着手——禁欲”。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唐晓南的守身如玉并非出自她对“贞操”的自觉追求,而是出自对男性态度的屈从——从你想结婚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你有求于男人,你就得以他们的准则为准则。于是,她开始守身如玉,以至于在与江北见面时,尽管一夜同床,却把他憋得两眼通红。按理说,唐晓南为了男人而如此“守身”理应得到他们的感激至少是嘉许才是,可事与愿违,江北却因此而与她“一拍即散”,因为“炮礼时代”的男人自有他们的一套性爱理论:“他说不做爱,不深入了解,怎么知道你就是我的?”江北同样认为性爱是婚姻的重要保证,所以他在婚前就必须作深入的考察,看看二人的性事是否和谐。一边是女人小心翼翼地坚贞不屈,一边是男人急不可待地要直奔主题。两人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其间的关系当然也只能不了了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唐晓南弄巧成拙?在此,盛可以表现出她作为一个女性作者的敏感,她发现唐晓南失败的根源并不在于她自身,而在于男人们的性爱态度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不会娶一个随便和人打炮的女人的”;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要通过打炮以确认这些女人是否有能力保证他们婚后的“性福”。而这又当然不可能一炮成功,于是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一直打下去。作为受益者,男人们对于这一矛盾可能是浑然不觉,而对于女性,尤其是对“要的不是性爱,而是婚姻”的唐晓南这样的女性,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让她们陷入了无从选择的两难:若在婚前就让男人轻易得手,不仅容易使男人“提前感觉腻味”,而且极可能因为“随便”而被他们看轻,徒遭“被人白操了一把”的屈辱;若坚决地守身如玉,则不免要得罪那些急于打炮的男人,结局只能是“一拍即散”。就此而言,小说表现了盛可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她敏锐地洞察到了“炮礼时代”女性处境的尴尬,并深刻地揭示出其根源在于“炮礼”社会的男权本质,而江北无疑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细胞。
  表面看起来,唐晓南与李喊的关系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情景。不同于与江北的相识是通过别人的介绍,她与李喊乃是典型的萍水相逢;不同于与江北的一拍即散,她与李喊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同于第一次见面她把江北憋得两眼通红,她与李喊第一次见面就勇于献身;不同于她对江北的颇费心机与蓄谋已久,她对李喊只是顺其自然与即兴发挥。这一系列的不同使得她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明显的对比意味,但我认为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她与江北的交往有着显在的功利目的——结婚,这不免让他心存疑虑,而在与李喊的交往中则因为她一句“婚姻只是世俗留下来的东西”而彻底地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小说写得很清楚,尽管李喊比唐晓南小了四岁,但他并不幼稚,对于“炮礼时代”两性游戏规则非常熟悉。他“说自己一直与几个女孩子保持关系,但从不和她们上床,他就是怕她们要和他结婚,他没有动她们,便不用负任何责任,更甭提结婚了”。这样一个聪明人敢于在第一次见面就跟她上床,还不是因为有她的那句话垫底?显然,李喊要的也只是性爱而并非婚姻,是唐晓南的那句名言才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继续,而“炮礼时代”的两性故事也为之一新。
  出人意料的是,唐晓南与李喊在同居一段时间之后还真的产生了感情,这实在让我们为之感动而欣慰,因为它至少证明了在“炮礼时代”两性之间还有产生爱情的可能。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爱,“唐晓南不知道,恐怕连李喊自己也不知道”。非但如此,唐晓南对于它还极其怀疑:“唐晓南深知自己并非艳丽逼人,且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这便注定了与李喊的爱情没有根基。”“所以,对于李喊的爱情,唐晓南既惊喜,又惶恐——她实在分辨不出来,李喊眷恋她什么。”的确,李喊爱她什么呢?她既无金钱亦无权势。他们既非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也不曾有过困境之中的相濡以沫。那么,是共同的人生理想与兴趣爱好,还是对彼此人格魅力、思想境界的倾慕?从小说中我们也难以找到与此相关的蛛丝马迹。不过,我们这些旁观者倒是发现了正是传统的爱情故事所不愿提及的“肉体的欢娱”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唐晓南和李喊一连三个月的热情不减,她从来没有试过,那么频繁地做爱,那么痛快地享受”。如此说来,他们的爱情只是产生于“身体感觉”,产生于因为无功利目的而可以肆无忌惮、因为可以不负责任而高潮迭起的做爱?我个人认为,尽管他们这种关系与传统的爱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否认它可以成为一种爱情模式——基于双方人格的完全独立平等,一切社会性的因素都在最大的限度上被排除在外,社会阶级的差异、性别的不同仿佛都消弭于男女肉体的彼此吸引之中。也许,这正是许多人所执著追求的“纯粹的爱情”。如果唐晓南以此为满足,那么,她和李喊的故事将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麻烦的是唐晓南结婚之心未死——“其实,我想结婚。唐晓南推开爬上来的李喊,无缘无故说了这么一句”。这真让我们担心,难道她就不明白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她要自食其言?她不是说过婚姻是世俗留下来的东西吗?若收回了她曾经给予李喊的这种暗示性的承诺,他们之间“爱情”的根基岂不是顿时坍塌?而这种勉强的婚姻又能维持多久?会不会如李喊所言:即便现在不顾一切结了婚,过几年,不就是个离婚结局吗?既然如此,唐晓南为什么非要结婚?面对李喊“是因为爱情要和我结婚,还是因为年纪不小,非结不可了呢”的质问,她本人无言以对。综观作品,我觉得“年纪不小”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但我不禁又想追问一句:为什么年纪不小就非得结婚呢?是出于对世俗流言蜚语的恐惧,还是要为自己的将来买一份期限较长的保险?抑或仅仅是因为担心即将人老珠黄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性伴侣?唐晓南本人没有透露,盛可以对此也默然无语,我们当然也不便妄加揣测。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喊是不会同她结婚的。他不同意结婚的理由有二:其一是“我没有独立,我拿什么对你负责?光有爱是不够的啊!”这真的让人觉得他很男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责任感让人感动不已,仿佛他一旦独立就可以与她结婚;其二则是“谁知道两年后是什么光景?”听起来却不免令人丧气。在我看来这实在不过是推托之辞。是的,生老病死,命运无常,谁也无法对两年后的情景做出准确的预测,但难道我们因此就无所作为,而只是坐以待毙?所以,我觉得他那“我一定回来找你”之类的誓言大可怀疑——李喊终于不过是江北第二。可唐晓南却似乎大受感动并且心满意足——这是小说人物发自内心的欣喜,还是小说作者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如果说作者在唐晓南与江北的关系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主题倾向,那么她对唐晓南与李喊关系的态度则令人费解:唐晓南追求婚姻而不得,原因显然在于李喊的故意逃避。她找到了什么理由对此予以谅解?是否她也认为在“炮礼时代”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奢望?
  要回答上述诸问题显然并非易事。我很清楚,我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医生”。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作者对许多问题的沉默实在也是因为她对“炮礼时代”的两性关系也如我一样地迷茫,而非故弄玄虚。但这并不妨碍作品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份“炮礼时代”的心理标本,《手术》还是相当及时而充分地再现了当下一部分青年男女在婚恋问题上的诸多困惑。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时代。伴随着社会不断地走向开放,个体在两性关系上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从而得以不断地回归本然的自我,而性开放也因此日渐成为可能。但随着“性”在两性关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情”的地位却岌岌可危(唐晓南左乳上的良性肿瘤可否看作爱情的象征:留之无用,割之疼痛?);传统的婚姻爱情理论受到了质疑,而新的婚恋理论却又尚未形成。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一部分青年女性在充分地享受了性开放所带来的肉体狂欢之后,却又逐渐对这种无情之性心生厌倦,而重新向往于浪漫与激情同在的爱情,甚至渴望起权利与义务同行的婚姻来。在唐晓南那里,“婚姻只是世俗留下的东西”其实只能算得上半句名言,更为重要的则是后半句:“因为我觉得惟有情感是神圣的。”但遗憾的是,男性的态度却与她们迥然不同。“炮礼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如鱼得水,摆脱了婚姻义务的“性福”让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他们对于女性的婚姻渴望普遍地置之不理。尽管唐晓南对于李喊的逃避婚姻表示了她个人的理解,但我认为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不断地走向开放与自由的社会并没有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必然地带来两性关系的和谐,反而加深了其间固有的裂痕。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两性关系将何去何从?对此,每个有识之士恐怕都难以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