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时代缩影与世情画卷
作者：梁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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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即曲江池，位于唐都城长安的东南部。本天然池沼，以池水曲折，故名。据清编《全唐诗》统计，唐代专题吟咏或涉及曲江的诗有近三百首之多，而描写曲江一带景色如杏园、慈恩寺、乐游园等的诗篇，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诗相互影响、彼此交叉，结合为一个整体，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对其进行解读，可以触摸到流光溢彩的大唐文明、风云变幻的帝国政治，透视出多姿多彩的士人心态以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生。曲江诗，是唐代物质文明和独特人文精神的有形载体。
一种是春长富贵，大都为水也风流①
——曲江诗里的盛世风流
唐代揭开了中国封建史盛世最为华彩的篇章，而曲江诗奏响了这一盛世的一个华美音符。据《太平广记》卷二五一载，曲江池“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是都中第一盛景。僧卿云有诗：“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长安言怀寄沈影侍郎》），而长安最绚烂夺目的地方是曲江。这里景色迷人：“江色沈天万草齐，暖烟晴霭自相迷”（李山甫《曲江二首》之二）、“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王涯《游春词二首》之二）；这里繁华热闹：“乐游原上望，望尽帝都春。始觉繁华地，应无不醉人”（刘得仁《乐游原春望》）。宅邸豪华、春花烂漫、蜂蝶纷飞，这优美祥和的景色不正折射出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吗?唐代游赏之风大盛，朝廷甚至鼓励官员游赏。《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载：“（朝廷）令百官于春月旬林，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每年中和（二月初一）、上巳（三月初三）、“重阳”（九月初九）等节日，自帝王将相至商贾庶民，莫不毕集曲江。章碣《曲江》诗写道：
日照香尘逐马蹄，风吹浪溅几回堤。
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
落絮却笼他树白，娇莺更学别禽啼。
只缘频燕蓬洲客，引得游人去似迷。
轻尘飘荡，群鸟啼鸣，笙歌迷离，游人如织……这是盛世的狂欢曲，是唐人浪漫生活和风俗的形象写照。唐宋笔记对唐代民俗也多有记载，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油幕》云：“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其实这正是“日光去此远，翠幕张如雾”（刘贺《上巳日》）、“千队国娥轻似雪，一群公子醉如泥”（李山甫《曲江二首》之二）等诗句所写，不过诗歌的刻画远比笔记小说细腻生动。每年春日进士放榜后，御赐新进士宴集同年，亦在曲江（后文另有详述），这也为曲江增添了几分尊贵。“酒后人倒狂，花时天似醉。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刘禹锡《曲江春望》），曲江池畔痴狂般的生活折射出了唐人的精神。它不是魏晋的超然玄远，也不是两宋的内省深沉，而是“朝气蓬勃、纵情生活”，“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著。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 ②。这就是盛世的风流。
曲江还以其华贵典雅衬托出了帝都威仪与盛世气象。长安文化的核心是由宫廷贵族主导的，曲江是皇室贵族游宴的首选。翻开新、旧《唐书》本纪部分，皇帝“赐宴曲江亭”的记载比比皆是。唐德宗李适有诗《重阳日赐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序云：“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锡兹宴赏，俾士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颇有宴赏曲江昭示太平之意。从张九龄、王维到元稹、白居易等臣子，都有曲江侍宴的奉和诗。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诗云：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
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
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
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
仙舚龙媒下，神皋凤跸留。
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
王维此诗，描写了曲江的繁华景象和皇家的雍容气派，风格浑雅、气象高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盛世的帝都气象与太平光景。这亦是典型的盛世风流。
唐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们的思想相对自由、开放，对各种思潮都能在自信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其中，儒、释、道并崇是其突出特色，曲江诸诗于此有生动表现。如陈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句“曲江晴望好，近接梵王家”、宋之问《秋晚游普耀寺》诗句“薄暮曲江头，仁祠暂可留”、刘得仁《宿普济寺》诗句“京寺数何穷，清幽此不同。曲江临阁北，御苑自墙东”等，都说明在仕女如云、燕舞莺歌的曲江池畔，清幽的寺院为数不少。而横亘于长安城南、俯瞰曲江的终南山，又是道教楼观派的发祥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交相为用，在曲江诗里有了一个形象的注脚。这展现了唐人开阔的胸怀与恢弘的气度，是盛世的别一种风流。
热爱生活、享受生命而又开放自信、昂扬进取，这是唐代人文精神的突出特征。诗人不断描摹着曲江摇曳的春色，铺陈着赫然的国容，歌咏着帝王的神功，逐渐赋予了曲江以某种稳定的意义：曲江是长安繁盛的标志，唐帝国兴旺的象征，它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展示了有唐一代的盛世风流。诸如“万里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五）、“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白居易《湓浦早冬》）等诗句，都是把曲江看成了帝国尊贵、华美、繁荣的象征。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③
——曲江诗里的王朝兴衰
曲江的命运与唐王朝的盛衰紧密相联。《春明退朝录》卷中载：“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之乱后，尽圮废。文宗揽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虽然士大夫仍岁时游赏不废，曲江却毕竟已没有了昔日的恢弘规模。唐末，国都迁至洛阳后，池水逐渐干涸废弃。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相始终，它是国家政治兴衰的晴雨表。杜甫有关曲江的诗对此有深入表现。
在现存杜甫诗集中，如果把《曲江三章章五句》算作三首诗，把《曲江三首》算作两首诗，那杜甫写曲江和提及曲江的诗共十五首。杜甫的曲江诗反映了唐代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揭示了唐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其第一次写到曲江的《乐游园歌》诗后半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佚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诗歌描写了玄宗游幸时仪仗的声威、帐幕的华丽及其欢歌狂舞的奢华景象。作于天宝十二载的《丽人行》诗写杨国忠兄妹于上巳日游览曲江的豪侈场面，通篇都是讽刺。杜甫此类诗，没有对景色的精心摹写，而是通过曲江表面的繁荣暗示了国家潜藏的危机。杜甫的曲江诗还反映了大唐岌岌可危的国家情势。作于天宝十一载的《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第一次专题赋咏曲江，但他笔下的曲江景色萧瑟凄凉，与之前和同代人所写截然不同。其第一章为：“曲江萧冬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菱荷枯折”“沙石相荡”等景象正是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象征。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的杜甫敏锐地察觉到了整个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西城门楼晚眺》）的气息。
安史之乱中，杜甫身陷长安城。至德二载春，他偷偷游览曲江，写下了《哀江头》一诗。面对“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荒芜景象，诗人不禁回想起当日玄宗和杨妃快意游幸曲江的情景：“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然而战乱却导致山河破碎、生民涂炭，杨妃也最终命丧黄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其间的种种因果煞是耐人寻味，而无极的“江水江花”是这番沧桑巨变的见证。这以后杜甫逃出长安，投奔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在唐军收复长安后回到了京师。他又故地重游，作有《曲江二首》《曲江对雨》等诗篇，描绘了战后曲江的残破景象。其《曲江二首》（之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