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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与策略

作者：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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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一起被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女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以其卓然独立而又坚定的批判精神，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桑塔格在她的《疾病的隐喻》(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中，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通过自身身患癌症的痛苦经历，感觉到了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的重压。也就是说她发现，疾病并不意味着疾病本身，疾病在人们的生活中被追加了繁杂的隐喻意义。她在书中说：“我写作那本书(《作为隐喻的疾病》——笔者)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也就是说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剥离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减轻病患者身体之外的精神痛苦。然而她的著作的价值却是双重的，在现实生活中她帮助人们平息和驱逐有关疾病的想象；而在文学这个以“生活的隐喻”为特点的世界中，她的著作却帮我们打开了一个解读文本的新的视角，即她激发了我们对于文本中疾病的想象。
　　正如桑塔格所感受到的那样，疾病在人们的意识中有着超越疾病本身的隐喻意义，道德家或政治家在以疾病来界定事物或人物的时候，疾病就有了政治或道德修辞学的意义。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常常与人体官能相关，社会的稳定合理对人们而言就象征着一个健全的肌体，而社会的失范则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而疾病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是必须被控制或根除的，这是疾病的最直接的隐喻意义。而相对于那些器质性疾病而言，精神类型疾病的隐喻意义被用到政治和道德话语中的机会更多，人们会把思想和言论离经叛道的人，很随意地描述为疯子，疯子的病理学意义是指精神失常，它的隐喻意义就是应该被放逐出正常人世界的人，疯子的话是不可信的，因此正常人就可以剥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这种对疾病隐喻意义的使用会让那些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不战而败，他们话语的内涵被策略性地悬置，操作疾病隐喻意义的人并不与他们所界定的疯子作正面的思想上的交锋，而是以“疯子”的命名来直接剥夺他们话语资格。而一个被舆论看作是疯子的人，他的言论和思想也就很难被周围的人信服。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有英雄气质的疯子，他所对抗的是整个时代。因此他笔下的这个狂人所要发起的是一场文化地震，他位居震中，向四周发散和传递能量，试图颠覆旧道德文化的地质结构，形成新的文化江山。而曹禺的《雷雨》中被视为“疯子”的繁漪，是在“狂人”出现之后十几年又出现的人物，是整个不安定时代中的一场雷雨，她以最大的能量爆发，得到的却是毁灭性的结局。鲁迅在《〈尘影〉题辞》一文中曾说过：“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繁漪即是在“大时代”中“得死”的人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死是精神之毁灭。
　　《雷雨》是一出真的人性与虚伪的道德相冲突的大悲剧，周朴园就是这悲剧的始作俑者。但他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居，曹禺有一句话说：“周朴园这人是坏到家了，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程度。”这句话是对周朴园行为的最好解释。周朴园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被社会道德体系同化的过程，年轻时的周朴园对侍萍是有感情的，但几千年封建意识积淀而成的顽固的门第等级之见，以及封建大家庭的专制，不可能给他自己做主的自由。作为一个曾经留学德国的新青年，他可能也曾尝试着反抗，但强大的社会力量还是让他一步步被驯服，被规范，按照社会认可的模范人物标准来生活。因此无论是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还是他对繁漪的专制，对工人的压制，都是合乎他所属阶层的道德行为规则的，因此他才会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最道德最体面的家庭，才会屡屡成为悲剧的制造者而不自知。这正合了鲁迅所说的封建道德“吃人”模式，被吃掉的人同时也是吃人者。在周朴园主宰的周公馆里，他的道德意志就是一切。正如剧本所写的，“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周朴园的道德标准也远远落后于时代，陈腐又僵硬。在他眼中，妻子和孩子家仆一样，都要听他的话，不能任性。他把繁漪像物品一样搁置在楼上，无视她的感情意志的存在。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最正常的也是最合理的，也就是最“健全”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应该向社会道德规则皈依，应该“听话”，不“听话”就是有“病”。
　　周朴园用来治理家庭的策略就是借用了“病”的名义，在第一幕逼妻子吃药的经典场景中，他对繁漪说的话是：“喝了药，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冷峻地)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对周冲说的话是：“你同你妈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对周萍则说：“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回头向萍)我看，你也是一样。”这些话是周朴园在离家两个月之后，见到家人第一面时说的话。从中我们看不到亲情，只能看到一个家庭的统治者在察觉到家人有一点脱离了他的控制之后的施威。繁漪的任性和不顺从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直逼她吃药，他断定她有神经病，但繁漪的病并不是真正的大夫诊断出来的，而是他给她的“命名”，命名之后才让德国的克大夫来给她治病。周冲是一个天真纯净的少年，他已经受到了社会新潮思想的影响，他同情弱者，四凤和受父亲管制的母亲都是他要维护的，这些让周朴园非常恼怒，尤其是周冲反对他逼繁漪吃药，并且一语道破“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这种自由有个性的思想和言行与繁漪如出一辙，怎能不让周朴园恼恨，这才有了他将周冲与繁漪一同斥为病人的话。周萍在他看来之所以也有病，是因为他“不规矩”，(他不知道妻子和儿子的乱伦)，因为他跳舞、赌钱、喝酒和整夜不回家。
　　周朴园在刚进家门之后的这一场居高临下的诊断，实际上是以“病”的名义宣布了他对家人不服从他的道德规则的不满。他要让自己的家庭成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就必须对他们一一诊治。周冲毕竟还是一个稚弱少年，他虽然不满父亲的冷酷和强横，但是他还是消极地退却了，不敢在父亲面前再提给四凤交学费的事情；周萍则早已不是那个刚从乡下来周公馆时的周萍了，他崇拜父亲的一切言行，父亲的训导更平添了他对父亲威仪的景仰。
　　但繁漪是最棘手的。繁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正是这一点“明慧”使她看出了周朴园“是第一个伪君子”，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着罪恶，周公馆里“永远是这样闷气，家具都发了霉，人们也是鬼里鬼气的!”鲁迅批判中国道德家的虚伪时，说在他们眼中“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奶酪”，揭示的就是旧道德以生命的破败为美的价值观。而繁漪也在周朴园的所谓“体面”“圆满”的道德家庭中看出了霉气和“鬼气”。但她毕竟还有“更原始一点的野性”，有“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正是在这苍白的生命底色上的一点微红，使她整个人显出一种绝望中的不甘。但她这种死灭之前的挣扎是需要一根稻草，一点希望的，周萍这时出现了，她被禁锢的生命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希望。
　　困兽一样的繁漪向周萍伸出求救的手，但是周萍却已经不自觉地成为父亲的“同谋”，他是被父亲治好了病的人，他认为他和繁漪的关系是他“生平做错的一件大事”，在周公馆的强大的道德规则中，他已经完全认可了父亲的道德模式，他愿意“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当繁漪向他控诉周朴园的罪恶时，他却辩护说：“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他和父亲一样把她看作是病人。他说：“(有些怕她)你疯了。……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句子，在周萍的眼里，繁漪在父亲体面的家庭里说出了不体面的话，所以她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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