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民俗．文化．人性
作者：孙春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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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绝不满足于讲述故事、刻画人事、描绘场景的所谓“三要素”。历史的、民俗的、宗教的、人性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因素，都早已被现代小说家自觉的文化意识所开垦，成为故事、人物、场景背后意味深长的文化底蕴。甚至有时，小说家只是借一个故事，来阐释某种特异的文化。这样的小说具有诗的特质。
何存中的短篇小说《水底的月亮升起来》，讲述了一个并不算特异的故事：王家墩的表姐大辫子夜间在河滩桑间与倪家墩的倪架子野合，被人撞见，表姐觉得没脸见人，投水自杀，但终被救起。自以为受了玷污的王家因此险些与倪家展开械斗，但最终在知书识礼的外婆与马秀才的引导下，倪家上门向王家求亲，最终有了一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结局。这篇小说的魅力并不在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在于作者将这一故事完全浸泡在特异的地域民俗风情和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之中，使历史、民俗、文化、人性超越时空地发生碰撞与融合，于是具有了幽深而又淡远的文化品味。
一
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一九六二年，一个临河的名叫沙街的乡村。但它又似乎能超越时空与空间，与中华民族漫长的生存历史形成呼应。“沙街是个杂姓居住之地，全垸五百多人，有王、赵、倪、周、徐、马六个大姓。每个姓堆沙为墩，住在一起，墩子以姓为名，姓王的就叫王家墩，姓倪的就叫倪家墩；每个墩子周围用石头垒起，一人多高，墩子与墩子以沟相连，天干的时候是路，发水的时候是水，很像西安原始社会的半坡遗址。构成鸡犬相闻，老死却相往来的景象。”这样的风情，具有特异的地域色彩，但同时这样的格局，岂不也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以氏族关系维系的社会结构的缩影?说到沙街各家族之间彼此的关系，那就有些悖论的味道了：他们既是亲戚，也是仇人。“弄得好互相通婚，弄得不好互相打冤家。说到通婚沙街的六大姓六个墩子每个墩子每代都有彼此的女儿和女婿；说到打冤家，每个墩子上每代都有彼此的仇人”。“两个墩子和悦了，提起亲戚来有说有笑；两个墩子生伤了，提起冤家来，咬牙切齿”。由于表姐大辫子的投水，王家墩的男人愤怒了。“抄家伙!打冤家!”一场当代社会中已很少发生的家族械斗，眼看就要发生了。
打冤家虽然是家族之间野蛮的仇杀行为，却也有它不成文的规则，于野蛮中透着文明。“占着理儿的一族，进攻，可以明目张胆，点着火把，筛锣集合，抬着尸体呐喊；悖着理儿的一族，防御，只能悄悄地自卫，不能先动手，等着对方动手了，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于是前街王家墩火把熊熊，人声沸腾，后街倪家墩的应战准备却在悄悄地进行。
但是流血的械斗终于没有发生，它被外婆制止了。这个曾是富家女儿，能诵“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颇有见识的外婆，是一个“填房”——外公的原配夫人死了，比外公小十五岁的外婆嫁过来。“填房”的身份在外婆的身上显示的不仅是一种婚姻习俗，还有与这一身份相伴而生的传统伦理观念。“成分高”的大舅、二舅以及表姐大辫子那个因地主成分已被折磨死了的母亲，都是外公的原配夫人所生。大舅二舅甚至比外婆小不了几岁，但是他们都恭敬地称外婆为“娘”并服从外婆。而外婆也将已无父无母的表姐大辫子视为亲生骨肉，关怀无微不至。这种纯朴的民风民俗里蕴含着理想的道德观念，跟时常发生的流血械斗，分别标示着传统人际关系的两端——亲情和仇杀，而历史就在这二者之间穿行，这实在让人感叹不已。
最有趣的是危机过后的说亲和认亲。凭着外婆的策划和马秀才的斡旋，“悖着理儿”的倪家不但不再会受到攻击，还能娶来一个不错的媳妇。倪架子的父亲倪族长求王家嫁来的二姑婆去王家做媒，二姑婆提出“一身行头是要的，一盒粉是要的，还要一面新手帕子和一枝自来水的钢笔”，聘礼则是“依古礼”——要一只活雁，理由是“天上飞得最高的是雁，地上跑得最快的是鹿，能捉天上飞的活雁，能猎地上跑的鹿，才说明有本领养得活人，不然找什么媳妇?那不是害人家女儿一生吗?”河边的鹿绝种了，可以不要，活雁是一定要的。这习俗让我们想起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弗雷泽在名著《金枝》里对地中海沿岸古老民俗的分析：那里的人们认为部落和自然界的繁荣昌盛有赖于部落首领的生命力，首领强壮，食物供给才有保障。他们相信，地里的庄稼是否旺盛也与首领的强壮有关。由此可见，小说中描述的一九六二年的中国乡村婚姻，仍然可以在习俗中见出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特征。
二姑婆的说亲是要过门槛的——王家出了表姐这样的事，必须要挽回面子，在不辱斯文、无伤大雅的前提下把女子嫁出去。二姑婆显然也有思想准备，并且不露声色地积极配合。她叫门时，充当表姐母亲角色的细舅娘故意端着架子不做声，二姑婆就自我解嘲地说：“唉，问什么?大门敞着，人肯定在。就径直进屋来了。”细舅娘却又先是装着不认识，后又说倪家不懂礼，这样的人家不能嫁，直到把面子挣足了，又经表姐大辫子点了头，才算把亲事应允下来。接下来还有认亲，倪族长和儿子倪架子带着聘礼——每家每户八朵新鲜的栀子花、数束馓子、两把蒲扇——来认亲，倪架子先是跪在门外，等细舅娘允许进门后，父子俩又着实被王家的女人们作弄一番——见人磕个头，见狗作个揖，女人们送来的汤里，“腊肉用线儿系着，盐放得进不了嘴”，让父子俩出尽洋相，女人们笑得“涎儿滴，手儿搭，畅快淋漓”，“王家墩子烟腾人闹，充满欢乐，比过年还热闹”。
作品称得上是一幅活生生的民间风俗画卷。打冤家、填房，这是旧时的习俗。而表姐和倪架子的结合，本是自由恋爱，却又被充满智慧地纳入“媒妁之言”的旧式礼仪里。但这表面的复古，却又真实地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这桩自由恋爱的宽容，除善良的本性使然外，不也昭示了观念的改良?
二
《水底的月亮升起来》还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形象阐释。
作品里先对儒家“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作了形象的描写。小麦丰收了，王家墩那个有些“包”劲的生产队长表示“坐牢也要当一回家，每人分五十斤”让大家“饱一餐”，先是要“各家各户做粑吃”，经二舅提醒“人都饿瘦了肠，做粑吃胀死人怎么办?”又改为“统统吃面”。为了这顿新麦的面，表姐大辫子和外婆都流了泪。七岁的惊鸷竟吃了三碗，连自己也不知道饱还是不饱。美丽的细舅娘“挑着碗里的面，红嘴白牙细细地吃”，还发了一通议论劝人吃饱：“吃饱，吃饱，人羡饭一生，饭羡人一口，一口不到，浑身不饱。”这段关于“吃”的描写，既有对现实残酷性的揭示，也有对“吃”在文化意义上的阐发。说到底，对吃的虔诚就是对生命的虔诚。
对男女交合的“性”的文化阐释，是通过外婆之口完成的，同样也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惊鸷指着天上问，外婆，星星在说什么呀?吹火的外婆说，乖，它们在说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惊鸷问，外婆，萤火虫在做什么呢?吹火的外婆说，它们在递信儿。惊鸷问，什么叫递信儿?吹火的外婆笑了，说，递信儿就是递信儿。蛙叫挤成了风，湖里，河里，畈里，明里和暗里，都是叫。惊鸷问，外婆，青蛙叫什么呀?外婆说，乖，那是它们在做事。惊鸷问，做什么事?外婆说，做它们该做的事。乖，这样的季节，就连风都分公母，白天的风是公的，夜晚的风是母的，公风造天地，母风传世界。”星、萤火虫、蛙、风，在外婆口里一律有性。她对阴阳交合的认识竟如此真切和坦诚，无怪乎她对表姐与人野合的行为，能如此宽容。
作品中阐释最充分的，还是儒家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看看外婆是如何制止那场械斗的吧——王家墩那个被称为“包老大”的生产队长，即使在大辫子活过来之后，仍觉得“这口气吞不下”，执意要“闹它一回”。这时候，外婆及时出面说话了：“记住，天地生人，出气容易求活难。……我年纪大了，辈分长了，不能跪。我跪了大家受不住。我让惊鸷代大辫子给各位磕个头。……王姓子孙听着，惊鸷虽小长大了也是男儿，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跪下去了，这事祖当家，谁也不许再闹。”当包队长提出不出这口气，让大辫子将来怎么做人，怎样过日子的时候，外婆说：“大孙子，天地间正因为不合礼古人才制礼。天地间若事事合礼古人制礼做什么?”正是这既要合礼又不拘于成礼的观念，使外婆成为了个智者的形象，她比那些拘于死礼的腐儒，不知聪明了多少倍。外婆对械斗的制止其实就是文化对原始蛮性的降服。外婆的智慧还表现在她向马秀才求助的方法上，“王家出了这样的事，斯文扫地，怎么说得出口?”最终，她让七岁的外孙惊鸷画了一幅月亮掉进水底的画，让二舅穿上长衫，郑重地送给“懂礼”的马秀才。而马秀才见到画立即悟出玄机，点拨倪族长“以无理取有礼”，派媒人上门求亲，终于将一件有违礼教的事纳入礼仪规范之中，竟出人意料地获得皆大欢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