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羊的社会及宿命

作者: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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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古希腊诗人的田园诗画框中,这一派温煦祥和的风景,挂在人们心的影壁上,世代复世代,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相距遥远的东方诗人的画框里,也是这一派安谧的田园风景。王朝兴衰,河山易色,这风景的甜美是永恒的,它平抚所有缭乱的世界和所有缭乱的灵魂。
  理想国的构图其实十分单纯,无论古代的理想,无论现代的理想,无论上帝的理想,无论人子的理想。晚星,晨光,一个淳良的牧人,漫坡驯顺的羊群。假如没有羊群,晚星和晨光都是没有道德意义的,牧人也不能成其为牧人,因之理想国的根柢,尽在那漫坡驯顺的羊群。羊是最早被驯化的牲灵,有一万年了吧?或者还要久远,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相较于狩猎来说——无论是石器之猎,还是铁器之猎——驯化是更有序的,更有效的,更满足人的获取和征服欲望。是在驯化羊的过程中,人比照自身的梦想,才造出凌驾万物、统驭世界的神来的吧?神的来临,使人的社会得以整饬起来,完满起来,从幼稚而趋向成熟,从原始而进入现代。在驯化羊的同时,人也被神驯化着。人的驯化过程,被称作文明的进程。
  现在我们不能知道,对这种驯化,羊们做过什么样的抵抗?多么长久的抵抗?但可以肯定的是,抵抗是发生过的,而且是普遍发生过的,至今牧羊人还握在手中的那根鞭子就是证明。然而驯化毕竟要比一根鞭子复杂得多。它是一种施恩,一种监护,一种诱使,一种规诫,一种组织……这是需要不断有所建构的高等的事情。
  《圣经》中的民众总是迷途羔羊,于是上帝耶和华躬自作牧成为神圣的牧羊人。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我的仆人也必牧群羊。一卷牧羊图由此浸透宗教意味,人们认出那些被称做牧师的,都是上帝忠实的仆人。
  中国的帝王以“民牧”自称是恰切的,治理一方民众的官长,也就成了牧夫、牧伯、牧守、牧宰……于是,邑落相望,牛羊被野,千古传唱的牧羊曲里,是驯顺的幸福和恩赐的富裕。一派田园风光中,是其乐融融的群羊簇拥着他们的牧人。
  
  2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呼叫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答:“我在这里。”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去。在那里我指定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闻声忙碌起来,劈足燔祭用的木柴,备好驴,携上火种和尖刀,便带着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一头好使的羊,他或者没有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因之没有能力悲戚与犹疑。但似乎也未必尽然,在背负木柴上山的路上,儿子说:“父亲!火种和木柴都备好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亚伯拉罕的回答却是周密而机巧并且意味深长的:“我儿,上帝自会备
  好献燔祭的羊羔。”
  接下去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筑起祭坛,捆绑了儿子置于祭坛的木柴上,举起尖刀刺向儿子……整一个过程亚伯拉罕都没有感情反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动者。当然,相信上帝是幸福的,服从上帝是美满的,在最后一瞬必有上帝之手,拦阻了尖刀,并用一只迷路的公羊替换了以撒。一个圆满的结局,具有诱惑性,也具有训诫性:亚伯拉罕的虔诚换来了上帝慷慨的奖赏,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一个多疑的、患有焦虑症的上帝,热衷于以最极端的情境试验信徒的忠诚,他是以施虐的设计来建构秩序。一个驯良的、心智残缺的信徒,不惮于以犯罪的极端行动来表达自身,他是以受虐的狂热来建立与主子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一个绝对的信徒,他以真信仰碾碎世俗的道德、情感、常识和品性。碾的时候他是痛的、颤栗的,不碾的时候他是更加恐惧的。真信仰就是自我否定;就是以至高无上的意志取代个人意志;就是时时刻刻听到上帝的声音,不再听到旁的声音;就是服膺天地间万能的力量,所谓必然性和决定性,并相信自己无能为力;就是坚信耶和华的山上,上帝自有安排;就是一切皆已交出,包括个人的责任。
  在摩利亚山上,那上帝指定的地方,迷路的公羊是羊,以撒是羊,亚伯拉罕也是羊。驯化的过程是一个试探的过程,煎熬的过程,攫取的过程,否弃的过程,一个施虐与受虐的过程,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个危险的过程。牧羊人和羊都各怀恐惧。为恐惧所驱使,于是,在献子之地,上帝与他的羔羊立下第一个约定。
  
  3
  
  动物学家一般认为,哺乳动物不擅长建立理性社会,而标准的社会性动物是蚂蚁和蜜蜂。在蚁穴和蜂巢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极其完美的理性社会建构,无论时光如何流变,始终岿然不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秩序,计算精确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严密的层级和分工,一个国家,一个共同意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尽职,绝对的摈弃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直至绝对的自我牺牲。而哺乳动物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或许是哺乳这样一种利私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个体生长的空间,由此造就的母子亲情、家庭伦理,这些血液里的东西,总是要与国家极权发生糳牾的。
  极其意外的是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最完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性社会,恰恰是人这样一种哺乳动物建立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人能够成功地移植蜜蜂的伦理,蚂蚁的伦理,将人组织为社会性动物。人还能成功地利用个人的道德和家庭的道德,将人变异为理性的政治动物。
  人的社会形态自然比蜜蜂、蚂蚁复杂一些,多样一些,有国家是放大的个人的模式,譬如古希腊;有个人为缩小的国家的模式,譬如古罗马;也有君臣父子,直接在家庭伦理之上建立国家统治的模式,譬如中国;还有组织更严谨,设计更精湛,运转更流畅的某种现代社会,其现代性之光使大众深为鼓舞,却又使阿伦特、鲍曼之类的思想者深为忧虑。这种现代性因其高效而膨胀得极其迅速,蔓延得极其迅速,噬菌体一样,吞噬和摧毁也极其迅速。其迅速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覆盖过的地面,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人性不再是人性,而是高效运转的现代性;恶不再是恶,而是职业,是服从,是平庸;人所克服的是“动物性的同情”,所获得的是制度化的理性。一个组织到了极致的社会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在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回首探究的时候,鲍曼质疑了现代社会本身,他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鲍曼的题目赫然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他举起X光片,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肌体中可怖的阴影。
  
  4
  
  羊到底是较为平庸的哺乳动物,羊的社会是由牧人建立的。在那里,牧人是立法者和管理者,这自然是重要角色,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守法者与合法者——却要由羊们来担任。我们看到,羊合作得很好,无论是膂力如何超群的羊,还是数目如何众多的羊,都乐于充当守法的合作者。人——羊的社会是非常和谐的,极其稳定的。从外界看去,牧羊人一根小小的鞭子,与千百之数的健壮的羊,是匪夷所思的力量对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对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机器,那根鞭子不过是社会理性的一个象征,就像人类社会象征逻辑理性的旗帜。
  “羊性怯弱,不能御物”,这说的是驯化之后的羊,社会化之后的羊。在这一切之前,它们具有别样的生性。那些剑一般笔直的尖角,那些用于猛烈撞击的盘角,腿的速度,腿的弹跳,极为警醒的听觉,极为敏锐的视力,自幼漫步悬崖峭壁的生存能力,集群骤然奔跃制造乱阵的防卫方式,征服者亦慨叹其“尤狠健”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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