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叙事的魅力
作者：贾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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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所造成的轰动可以说是美国出版界少有的传奇。该书获得多个奖项，不仅深受一般读者喜爱，还受到学术界的青睐，而谭恩美也被推为一度是由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为代表的亚裔美国人的发言人。《喜福会》成功地描写了四对母女由僵持走向和解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除了其他文化价值之外，谭恩美在叙事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她在叙述结构、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安排上都是独具匠心的，并能使之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的主旨。谭恩美自己也曾在报社的采访中指出：人们往往关注她的小说所反映的美国移民历史或中国传统文化，而忽视了作为“文学本身，即故事、语言和回忆”的美学价值①。究竟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叙事魅力何在?
一、叙述结构
《喜福会》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形式。全书分四个部分十六个章节，由八个叙述者(即四对母女)从不同的角度轮流叙述自己的情感、直觉与体验。小说的第一、四部分是吴、江、苏、圣四家的母亲一代的叙述，二、三部分是女儿们的叙述。虽然每个部分的开头都有一小篇引言，有点像一部乐章的序曲，但这十六个故事本身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它们可以分开来读也可以重新组合，因为每个故事自成一体、相对独立，也没有一个引人人胜的高潮和结局。小说结构从单一时间的线形结构发展为相互交错的立体结构，打破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顺序、倒叙、插叙”的传统叙述模式。文本的时间、空间跨度也很大，从二十年代初的中国一直到八十年代的美国，整体上显得有点杂乱不清。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也许是谭恩美的精心布局和刻意安排。
首先，这种混乱和断裂感造成了审美经验和接受过程中的非畅通性。和小说的主人公吴精妹所说的“对于一开始就弄不懂的东西从来就记不住”一样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需要不断梳理自己的头绪，这正好符合西方人眼中东方的遥远而神秘的特性。如小说中的女儿嚼着口香糖、喝着可口可乐、对母亲管教的反抗与母亲口述的“割肉救母”的情节形成了鲜明对比，衬托出中国的古老和神秘。其次， 《喜福会》是一部讲述女性历史的故事集，这一独特性必然使它有别于传统的男性叙述结构。小说采用口语体由几个人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无关革命、政治，没有宏大的叙述框架，而是通过想象、回忆和拼贴反映了女性说话的方式——缺乏逻辑的絮絮叨叨、低吟浅唱。母亲和女儿轮番讲述自己的身世片段，作品中每个人物不止一次毫无顺序地开口说话，大多数故事没有一次讲完，形成了强烈的对话形式和张力关系，这种顺序型的叙事正好使每个叙述者都彼此保持距离，也可以达到同一主题反复呈现的效果③。毕竟小说只是表面上杂乱，作者的叙述始终围绕一个统领全书的重要因素，即中国式的母爱及传统思想与美国化的女儿及西方理念的冲突，并指向最终的爱的融合与理解。如吴夙愿希望女儿成为天才，女儿却故意把音乐会搞砸；苏安梅对女儿的离婚耿耿于怀，女儿却根本不愿意与她交流；江林朵为女儿在下棋方面的天才到处炫耀，女儿因此拒绝下棋；荧荧对女儿的婚姻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弄得女儿也神经兮兮的。另外，从结构上来看，母亲的叙述包围了女儿的叙述，象征了中国传统上全包围式的母爱。事实上母亲们的叙述也都是处于对女儿的关心和保护，如江林朵在叙述一开始就说“要改变你为时已晚，但我要告诉你，因为我对你的孩子也放心不下”(P42)。荧荧也说“现在我必须把我过去的事情都告诉她，这样才能打动她的心，让她得救”(P274)。文章中汇集的两股力量不断地碰撞冲击，而随着母亲的叙述逐渐展开，四个女儿最终都同母亲达成了某种谅解和默契。
二、叙述者
在传统小说里，作者和叙述者往往混为一体，控制着作品的叙述和读者的阅读。而现代小说则常常强调作者的不介入，趋向于让叙述者与作者分离，由故事中的某一角色担当叙述的任务，形成多元的艺术效果。但无论怎样，作者是无法真正从作品中完全消失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进行一定程度的伪装，运用某种技巧或通过某个人物来讲述故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现代小说中，小说家们可以运用各种技巧，构成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布斯认为， “任何阅读作品体验中都具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之间的含蓄的对话。”④《喜福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作者对叙述者的设计。小说中酌吴精妹既是叙述者又是一个重要人物。精妹在第’一部分第一节中代替母亲参加喜福会，交代了她即将赴中国寻找失散多年的姐姐这一重要情节，由此引出故事的另外七位重要人物。这八个人物都是叙述者，她们的故事时而各自展开，时而又合并在一起，但都由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不仅让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展露，还可以让她们对其他人物进行自然、客观的描述，让读者感到较高的可信度。谭恩美安排人物各自述说自己的故事，应该说是有意识地让作者与叙述者分开，或者说是拉大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获得某种艺术效果。由于她们只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就更像一个认知受到限制的人而缩短了叙述者与故事、读者之间的距离。精妹的故事似乎是条主线，但无论从作者的意图还是每段故事所占的结构比重来看，这条主线只是一个背景，一个舞台，实际上上演了却是四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华人妇人的“戏”。这种叙述手法的安排及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别具一格的。
小说中女儿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她们极力抵制中国的传统文化，试图融人西方主流社会。她们拒绝学中文，嫁给白人男性，与丈夫平摊开销，甚至她们的母亲有时候也把她们划人了白人的群体，当女儿说和自己很像时感到“受了侮辱”一样(P15)，认为她们“只有皮肤和头发是中国化的。骨子里——她整个是美国式的”(P289)。母亲们感叹着女儿“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着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的生活方式”(P274)。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亚裔生理特征和白人眼中“东方人”的形象，在学校和社会中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在外，从而努力寻求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罗丝在与未来的婆婆初次见面时，就感到了偏见及白人的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文中的女儿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只有身处两种文化边缘的人才会对“边缘”和“他者”的身份具有清晰的洞察力，这种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文化背景赋予了她们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们极大的书写自由⑤。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谭恩美才能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精心构筑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女儿们不仅为母亲和小店主讨价还价，在公共场合剔牙感到难堪，也为白人男友在母亲家里笨拙地摆弄筷子，自作聪明地往菜里倒酱油而尴尬。
仅以女儿为视点人物会受到自身活动范围和时间空间的限制，对于女儿们不能亲眼目睹的情景，谭恩美安排母亲作为叙述者，使得叙述者更为自然、妥帖。她们的叙述则提供了一个向西方读者阐明异文化的机会，如旧中国妻妾相处的情形，童养媳的遭遇以及割肉救母的奇异和怪诞等。谭恩美在小说中刻意处理了女儿和母亲的对话，母亲们说着不十分标准的英语，如“They say，Don’tknow why，you find out yourself．But they knowing a11 the time．Better you take it，find out why yourself．”(p85)但她们在讲述故事时却使用了非常流畅的英语。由于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来叙述，使得这些故事产生了非常逼真的效果，谭恩美也通过这种方式取信了她的读者，使他们视她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知识的局外人，一个对如何处理带有东方色彩的作品并不陌生的向导⑥。当母亲对女儿解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如生肖、阴阳、五行等，我们大可以认为作者在借机迎合读者特别是西方读者对东方神话般的想象，将中国当作一个“客体”或“他者”来书写。． 这种叙述者的不停轮换为多角度的描写提供了可能，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也扩展了小说的信息容量，而且使读者更深入人物的内心，融人她们的故事之中。从审美角度看，多重叙述者的叙述手法使小说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立体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认同上的游移与无奈。谭恩美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一分为二了，一半继承了母亲的中国情结，一半崇尚美国的现代思想。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创造了这种“一半在故事里，一半在故事外”的效果，把两种不同的看法统一在一部作品之中，起到了传统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均不能起到的作用。
三、叙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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