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散文二篇
作者：夏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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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梦想在盛夏的一个清晨被粉碎了。
那天早晨，我像以往的任何一天去下矿井。我穿着结满汗碱的工装，套上胶靴，走在幽深曲折的巷道，巷道阴凉，空气中有煤尘在浮动，我可以通过矿灯的光束看到煤尘浮动的姿影。那天和往常的日子没什么不同，在我踩着石磴往矿井深处走的时候，有很多矿工在出矿井，我逆着人流走，他们拥挤着，纷乱的矿灯映照着他们烟黑的面孔烟黑的眼睛。但那天确实又和往常不一样，因为我看到了在那些烟黑的面孔烟黑的眼睛布满的慌乱、忧伤和恐惧。
我没有想到那天是赵松和死亡之神相互遭遇的时刻。
赵松在矿井干活儿，推着装满岩石的矿车去一个老石塘，他准备用那些岩石在废弃的古塘砌一道古墙。老古塘年久了，顶板松动，人经过的时候能看见顶板在一点一点沉陷。赵松领受的任务就是在古塘和巷道之间砌一堵石墙，有一道石墙，古塘就是天塌地陷也跟巷道不相关。赵松干着活儿，头顶别着矿灯，一个人搬动那些白色的岩石，他把岩石堆在古塘，然后一块一块垒起来。
但是没等赵松把石墙垒成，窑顶就塌下来了。窑顶塌落的时候有碎石和煤尘在往下落，矿井掀起飓风，赵松知道不好，但他刚站起身就被飓风摧倒，窑顶塌落的时候仿佛天塌地陷，他的身体撇出去，双腿就被塌落的煤岩压住。
闻声赶来的窑工用锹镐把赵松从煤岩中掘出来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和他的身体已经一截为二了。那些慌乱、忧伤和恐惧的人群就是送赵松出矿井的人群。
那些人用担架抬着他的上半截肢体，他的两条残腿分别被两个老年的窑工抱在胸前，他们的面孔阴沉、抑郁和伤感，但是没有泪水。老窑工已经见惯了矿井的灾难。
因为矿井落顶，矿井就停电，缆车停驶。我和抬着赵松的工友相遇的时候那些人正在攀登陡立的石磴，从坑底到井口，有四百七十个石阶。为了保持住担架的平衡，前边的人几乎是伏着身体前行。我让过了他们，但是我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赵松。
命运在这一天让赵松停止了歌唱，剥夺和击碎了他做一个歌者的想念。他的歌声和他生命的元气一样彻底消失在黑暗中了。
那天早晨让我产生了真正的恐惧。我甚至没有勇气走到赵松身边。那样的场景令我胆寒。我在抬着赵松的人群从我的身边走过后继续往前走，我要到我工作的地方，那儿有需要我完成的工作等着我。我不去就拿不到工钱，我的一个月的奖金也会泡汤。
但是我的勇气在我行走的时候逐渐丧失。我前行的道路恢复了安静，我的恐惧却在无限地增长。
终于我停止了脚步，我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返。我不顾一切走出了矿井。
我在矿区医院找到赵松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赵松被修整清洗过的身体蒙上了工友们给他买来的红布，按照乡俗，红布有避邪趋正的寓意。亡故的人盖着它会免受地狱之苦。我看到那块鲜艳耀眼的红布，想起我们经常唱的崔健的那首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赵松的身体被蒙上了红布，但是他无法再看到他的幸福。
赵松闻讯赶来的母亲伏在他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连着几天都没有人能够把他母亲和他残断的身体分开。
我是在那时候离开矿井的，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在当时这份工作所能获得的报酬是稳定的和令人羡慕的，但我决心告别它。我不喜欢矿井沉厚无涯的黑暗，我无法再走进矿井。赵松出事以后，我再踏进矿井总能听到赵松飘荡在巷道里的歌声，那些歌声和赵松的形容在我穿行巷道的时候一直萦绕不去。
我找到我的头儿，我说我不干了，我没有办法再下矿井干活儿了。
我的头儿是个白头发的老人，他看过矿井太多的灾难，他盘脚坐在工房的大炕上，抽着一袋旱烟冷漠地看着我，他说：你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我没有反驳。我走出工房，脱去了结满汗碱和煤尘的工装，洗过澡后换好了自己的衣服，我拎着工装到了工房外的广场，我找来工房的柴油浇上去，然后用火柴点燃了它们。
那个盛夏的清晨，赵松被死亡剥夺了歌唱的梦想，他的声音和生命也随之消逝。
那个清晨，一个人的死换取了另一个人的生。那时候我告别了矿井，也告别了我心中的爱情，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
失踪的生活
漂流，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远景：推入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留给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语言。
——布罗茨基
一九九八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
西区是高科技区，有很多让我感到亲近的东西，海淀图书城、著名的北京大学，还有颇具气势的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魅惑。我是野路子出来的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没进过大学课堂，早年是拒绝进，拒绝被教育体制洗脑，后来是想进又没有了机会进。所以我在搬往西区时主要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着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我知道从那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心智优秀的杰出人物，那些人物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从那些大学的门前经过时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国的边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我当时颇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从此是进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写作的时候就退隐到乡间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进入城市的繁华地带。我同时拥有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我是如此紧密地靠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领地，而所有这些都曾是我年少时代的梦想，如此切近地靠近我的梦想我对自己很满意。对一个外省的写作者而言，我感觉这是我在几年的自由写作生涯中找到的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状态也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是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邮址。
失去邮址对很多和我有关联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爱人、兄弟、朋友，他们无法找到我，我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虽然我还在其中漂流，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当时很穷，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没有一个城市现代人所有的通讯手段的结果就是我跟外界彻底地隔绝。我就像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样的状态人很容易照见自己无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体验着舒展、欢畅和突破限制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要承担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人需要亲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记住，失去了这些人的存在就会变得虚无。
失去邮址让我有一种被抛掷的感觉，在我开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邮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个新的河岸。
我找到的一个新邮址是海淀区西苑乡的乡政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区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儿。我步行走了两千米找到那个地方，我看到所谓的邮寄处其实是乡政府办公室妁窗台。那个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都堆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那个竹筐里积满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为日久天长风吹日晒变得发脆发黄字迹消褪。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让我想到它们的书写者以及它们要抵达的收信人的命运。这些人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地铁里卖唱的民间艺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们和我同出一种背景。
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其命运同出一辙，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从政治和经济的死水向先进的社会的转移成为世纪之潮，而人类的移位和错位现象成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种状态。有一些人注定生活在路上，他们寻求梦想、难以安于现状，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悬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