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花城版《200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
作者：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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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年选序言中，我曾极力推崇短篇小说的内在智性，主张短篇小说应该充分利用它的特殊结构，将创作主体的艺术智性蕴含其中，使人们能够通过有限的叙事文本，去捕获那些话语之外的精神内涵，去体悟那些文本潜在的审美信息。我以为，这是任何优秀短篇小说的核心艺术准则。只要看看那些具有经典意味的短篇佳作，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哪一部不是充满了独特的叙事技巧，没有哪一部不是饱含了作家的艺术智性。那种靠老老实实的叙事来讲述曲折故事的审美趣味，早已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被一些优秀的作家所逐渐排斥。因此，无论你是否承认，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短篇写作就是对作家审美智性及其艺术感受力的一种极大挑战。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短篇就不需要思想的渗透，不需要创作主体对现实生存的独到体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的独到体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与人性本质进行多方位的追问，都将不可能获得深邃而丰厚的审美内涵。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全部存在意义，就在于他对一切人类的存在秩序都始终保持着特有的警惕，并以全部的内心理想重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现实秩序和精神状态，向人们展示创作主体对于这个世界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于生命存在的特殊思考。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就会变得苍白和平庸，甚至成为对大众情感的廉价抚摸。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只是短篇的写作对作家思想的表达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即，它无法为作家全面展露自我思考提供一种相对丛容的叙事空间，而是要求作家必须做到节制、隐忍、含蓄，使话语于高度内敛之中形成某种强劲的张力，并借助多种修辞学手段，在智性化的叙事处理中传达出作家丰沛的审美思想。
惟因如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二○○三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以为，总体上并不值得过分乐观依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这倒不是因为短篇小说在创作数量上偏少，或是大多数作家没有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而是一些作家在叙事的智性处理上还显得颇为孱弱。这种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孱弱，是作家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进行巧妙嫁接的孱弱。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都依然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叙述，沉迷于故事情节的启承转合。虽然这些故事本身很好读，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思考点什么，但终究无法抵达短篇应有的某些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让人们看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如刘庆邦《离婚申请》《一亩地里的故事》《眼睛》《下种》，荆歌的《爱到死》《草木枯荣》，张洁的《听彗星无声地滑行》，贾平凹的《主任》《真品》，阿成的《秀女》……读这些短篇，你都会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它们尖锐、感伤、粗糙，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无奈与无助。但是，倘若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却又很难获得更多的审美联想，无法看到作家对这种苦难背后的更深更远的思索。或者说，他们更多的倾心于形而下的生存形态，却疏于对叙事进行必要而独到的形而上的提升。
也有些短篇试图通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增加文本内在的多方位隐喻意义。这一点，在二○○三年的短篇写作中表现得较为可喜。但是，由于创作主体自身的思考力度并没有真正地抵达生存的幽暗之域，或者说，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探究尚欠深邃，思考和体验还欠精深，从而导致了很多叙事智性与思想渗透之间的脱节，使文本形式缺乏坚实丰厚的思想容量，让人们仍然难以获取丰饶的精神内涵。像张曦的《人就是他吃下的食物》，黄明的《课桌上的萨特》，刘自立的《树也是神》，邱华栋的《人熊》，沈东子的《活埋》，薛荣的《病历卡》，双阳的《2047》甚至包括荆永鸣的《口音》 《足疗》等，都是如此。
因此，在本年度短篇小说的编选过程中，我一直对那些故事性虽强但意蕴过于单薄、难觅叙事智慧的作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对那些形式过于夸张却缺乏实质性思考的作品也予以回避。就我所选的本年度短篇小说来说，首先吸引我的是一些对人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它们是：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艾伟的《小卖店》、余华的《朋友》、迟子建的《雪坝下的新娘》、燕华君《麦子长在田里》等。这些作品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在展示生命存在的不幸与尴尬时，不是以正面强力凸显的方式，简单而草率地将之演绎为一个个暴烈的故事以获取话语外在的快感，而是小心翼翼地从人的尊严出发，在岌岌可危的生存境域中往返穿俊，使人物不断地陷入隐忍、徊徨、左冲右突的艰难处境中，或无功而返，或走向另一种反抗的极致。像《猛虎》中的母亲崔家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的高度自恋来折射她对理想之爱的失望，然后又借助女儿与丈夫的特殊情感反浇出自己内心的炉火，以至于最后成为一个谋杀者。这里，叶弥将真正的险恶彻底地埋藏在故事的背后，而只是让话语始终沿着人物浅浅的心绪流淌。它看似温文尔雅，充满了南方式的温软气质，而实质上却步步为营，将崔家媚内心的隐痛、失望、苦涩与迷惘不断地撕裂再撕裂。相比之下，叶弥的另外一些短篇，像《明月寺》《霓裳》《水晶球》等对人性的深层发掘却要薄弱一些。《化妆》通过一个女大学生与实习时的科长之间的暧昧关系，在长达十余年的时空中，将一个女人内心里对于真爱的憧憬与绝望，演绎得可谓撕心裂肺。也许，嘉丽的不幸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出生论色彩，但是，当她面对一个自私而卑琐的男人时，却展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那种无边的忍耐、宽容乃至屈辱。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献祭式的情境中，我们才渐渐地感悟到嘉丽对爱情的彻底绝望。《小卖店》中的小蓝对苏敏娜的报复，表面上看是一种恩将仇报，而实质上却是内心的尊严被伤害后的本能式反抗。因为在这两个“用眼泪建立起信任”的女人中，良家妇女苏敏娜的某些道德化的“优越感”终于击碎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小蓝，或者说，小蓝对苏敏娜的报复，完全是出于她对整个虚伪的道德生存的一次不自觉的嘲弄，是一种尊严与伦理的对抗。《朋友》通过一次自我消解的复仇事件，将昆山吊诡的流氓式心态与人性本能上的脆弱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行凶案，随着事件的步步发展，拎着菜刀的昆山似乎越来越张狂，越来越霸气，可是内心却越来越孱弱，最后终于被一条毛巾所打败。它看起来有点以柔克刚、以无招胜有招的暴力意味，而稍作回味，你便会觉得，它完全是在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对抗另一个貌似强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小说的终极目标也由此直指人的内在生命之力。
《雪坝下的新娘》和《微风人林》都改变了迟子建以往的叙事风格，尤其是对一些苦难场景的叙述，作者不再刻意地回避。前者通过一个傻瓜吉姆佩尔式的人物，展示了人对理想的执著寻找，以及理想对人的生命激情的内在拯救。在那里，一切权力的罪恶纠缠，一切人性的奸诈行为，都被“我”那纯洁透明的目光所覆盖。后者通过一种短暂的情感遭遇，为一个女人平庸的一生刻下了最辉煌的生命印痕，同时也使她在重归平庸时获得了另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外遇，而是一次生命被重新激活，是“粘满蝇屎”的生命之灯被意外摘去之后，开始渐渐地呈现出桦树灯那样真正的圣洁之美。《麦子长在田里》通过村长与新来的妇女主任刘巴琴之间的纠葛，揭示了中国乡土中异常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它拥有自身一整套完整的乡村伦理秩序，也具备一系列稳固的精神形态，当刘巴琴欲以舍身饲虎的方式改变它时，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格非《戒指花》、东西的《秘密地带》、莫言的《木匠和狗》、双阳的《三生》、吴玄的《匕首如梦》、东君的《拳师之死》、残雪的《谜底》等作品，都是以异常灵动的叙事智性巧妙地演绎了种种难以言说的生存状态。它们或将笔触探入到历史之中，或将话语置放在现实境域里，或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阐，或动用一种梦态般的叙事，以此来表达作家对生命、历史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如《戒指花》不断地将当下现实中的假新闻、肉欲化现象、利益化生存准则全部集纳在一起，从而勾勒出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在的、日趋麻木的精神状态。从中我们看到，人们为了寻求生活的鲜活感，又反过来不断地制造各种荒唐的事件来刺激自己的精神。而当真正的苦难与悲悯奔袭而来，很多人却无法重新感动。这里，格非通过一种双向叙事，对温暖人性渐行渐远的现实存在表达了巨大的焦灼和恐惧。东西的《秘密地带》则借助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形态，将现实生活中早已匮乏的纯洁、明净、舒缓、真诚……等等人性品质重新激活，以一种极致化的梦态情境为我们日渐枯萎的生活提供了某种诗性的支撑。它不仅隐喻了人类某些难以释怀的恒久情感，而且也折射了现实生存的无助、无奈与无望，在轻盈与浪漫之中又充满了某种理想的冲动。也就是说，它公然以白日梦的形式，明确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秩序的不信任，对种种被欲望瓜分了的情感模式的嘲讽。莫言《木匠和狗》看似写了一个报应轮回的故事，是人与狗之间一场近乎传奇的生死较量。但是，在两种叙事之中，小说又分明体现了双重价值观和生存观的对立与冲突——它不只是指涉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还道出了生命潜在的反抗之力。它或许卑微、暴烈、野蛮、歹毒甚至不择手段，但是，它的合法性在于生命的道德底线被颠覆。如果将这种人与狗的关系稍稍地延伸到权力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隐喻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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