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的宿命与现实性追求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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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明先生曾将鲁迅小说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药》和《阿Q正传》那样刻画形形色色的病态灵魂，从而汇聚成“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呐喊的小说；另一类则是如同《孤独者》《伤逝》等清晰地展现鲁迅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的小说。这虽然是在较粗略意义上的划分，却体现了二十世纪晚期中国鲁迅研究的深化，即从对鲁迅审视中华民族精神宿疾的超越性观照走进了对鲁迅自我灵魂的还原性窥探。靖辉先生的《于无望中挣扎的灵魂——读鲁迅小说〈孤独者〉》一文(见《名作欣赏》2001年第4期)正是循着王晓明先生对鲁迅小说第二种把握的思路，对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自我灵魂的袒露，特别是与主人公魏连殳的精神契合作了具体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但我认为，我们对鲁迅小说的类型划分毕竟只是就其表现的阶段性和侧重点所作的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色彩的主体性把握，而事实上，鲁迅大多数小说都是自我个体灵魂审问和民族集体灵魂审问的统一，启蒙呐喊的小说中有自我灵魂的清晰投影，表达自我心灵历程的小说中也自有对民族灵魂审问的鲜明印记。我们看到，以王晓明先生为代表的关注鲁迅自我灵魂的研究者也并未忽视鲁迅超越自我个体生命的一面，这是因为，鲁迅实际上已超越了纯文学家的角色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思想家卓立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人们曾一度把思想家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的营造者，并以此怀疑甚至否认鲁迅的思想家地位，但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化，人们真切地把握到鲁迅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思想命题以及独特表达方式，从而对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独特的意义蕴含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即他“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至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鲁迅的作品一般都不可能仅仅是自我生命的承载和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浅层追问，他的自我灵魂介入创作愈多，其自我生命体验的超越性蕴含就愈益深广。从表面上看，鲁迅无意于突进到抽象的超越性思想范畴，但正如钱理群、王乾坤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鲁迅是一位将现实关怀与超现实的形而上关怀统一起来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鲁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所有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世界本质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作为一篇最具鲁迅精神自况性质的小说，《孤独者》所呈现的作者的自我灵魂已被研究者作了深入的窥探，而我则想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的超越性蕴含作一些新的探索。
　　最让我直接感受到《孤独者》对自我的超越性蕴含的是主人公魏连殳的生命结局：一个在欧风美雨东渐和中华民族强烈的现代化需求中首先觉醒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敢于蔑视封建传统的礼法人情、高擎着现代思想的火把，执著地要把广大社会群众引出沉闷窒息的“庸众”生存圈的精神战士，他竟然前功尽弃地做了杜师长的顾问，独立的精神战士成了屈从的功利奴仆。“我已经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是何等让人困惑的生命怪圈和生存悖论啊!然而这又哪里只是魏连殳和作者鲁迅这两个生命个体所遭逢的生存困境呢?只要联系小说从“送敛”始到“送敛”终的叙事结构模式，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鲁迅在对魏连殳从精神觉醒到生存末路作形而下的精细描绘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对生死意蕴作形而上的哲学叩问，而这种叩问则超越了小说所设定的叙事界域，并能穿透时空的隧道，进入对人类命运诸多问题普遍沉思的广阔空间。但是，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到底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这种角色定位使得小说的哲学叩问有了相对确定性的预设，也使得我们对小说的超越性蕴含的理解不至于出现泛化的倾向。
　　我认为，鲁迅和魏连殳所面临的无法超越的困惑也是中国近现代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惑，即现代性的精神追求难以与历史的宿命抗衡。小说《孤独者》让我们把魏连殳的生命遭际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直接沟通的，就在于他终于作了杜师长的顾问。主人厚待知识者，知识者效命主人，这几乎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情感范式，“士为知己者死”也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体认。当儒家文化走向中国思想舞台的霸主地位之后，中国社会就逐步形成了一个立体而有序的等级结构，等级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无所不在，并被强调到不容置疑的地步。这样，尊卑问题就成了全部人际关系的聚焦点，因此，知识者总是把能否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社会地位的尊卑联系起来，读书求进几乎是他们由卑达尊的惟一途径，而由卑达尊则是他们读书求进的终极人生指向。但在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过程中，社会并没有预先为他们准备好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的生命潜能的开掘往往取决于已成为尊者的那部分人个体的识见与志趣，所以，贤君明主总是成为封建社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知识者的焦灼期待，而当知识者一旦实现了相对的由卑达尊的角色转变后，其全部人生价值的发挥都被纳入到效君报主的狭窄轨道之中，他们即使有超卓的智慧和才华也不得不被锁定在“礼”编织而成的上下等级关系的言行空间。这样，知识者在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严重失落，这其实正是魏连殳后来所真切体验到的：“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魏连殳这样的命运体察和精神自觉的，因为在封建时代的知识者所能有的人生选择中，施才报恩之路几乎是他们在有限范围内部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惟一选择，当知识者普遍认同这样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历史的定位和自我的精神体认便注定了他们的生存宿命。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曾把“怀才不遇”的悲歌唱了一代又一代，而一旦“怀才而遇”呢?则又把对主人的感激和颂扬写在知恩必报的行动上。初唐的陈子昂在自己悲剧性的生命际遇中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浩叹，被认为是一曲洪钟巨响，深刻地震动着被埋没、遭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但在我看来，陈子昂孤独寂寞，大放悲声的意识底蕴仍然是不遇贤君明主的个人失意和剧痛，其情感指向仍然是对贤君明主望眼欲穿的焦灼渴盼。他们既然不可能对施才报恩的精神体认作出实质性的超越，也就永远没有希望走出历史赋予他们的宿命性的人生定格。不仅如此，当这种精神体认在历史的相似性复现中得到强化，就会成为一个民族深刻的集体记忆，并渐变为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是在背弃了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情境中进入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一己功名富贵不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他实际上已具备了当时一般传统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进入现代性精神追求的诸多先决条件和必备素质：他已跨出了封闭的国门，是全村惟一“出外游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熏染的学生，他有着独立的个性追求，不顾礼法人情，见人不寒暄，不打招呼，“对人爱理不理的”，“常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但同时他又有着超越常人的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不仅“一领薪水却一定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而且，“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他对当时的失意青年和天真的孩子满怀着同情和热心，“一见他们，却不再像平时那么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按理讲，当历史翻开了二十世纪的崭新篇章的时候，在外来文化思潮的冲激下，在中华民族对独立意识的热切渴求和呼唤中，中国知识分子已具有了在现代性觉醒中解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模式的可能，但不幸的是，魏连殳这一切可贵的精神素质和极富现代意义的价值追求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被周围的人目为“异类”。习惯了传统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社会群众用固有的人生原则筑起了一道厚重坚固的精神障壁，在无情地拒斥了魏连殳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感介入的同时，也把魏连殳逼向了孤独难堪的生存末路!魏连殳的失业不是因个人才干和社会机遇的缺失，而是源于社会对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精神追求所作的价值评判。因为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魏连殳的精神自觉还仅仅是少数人的生命状貌，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坚守着“庸众”的位置，他们宁愿将自己的满腔同情献给那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苦等着幸遇明主以图建功立业良机的传统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对自己把魏连殳们逼向生存末路的无情言行有一丝一毫的良心发现，这样，魏连殳就在无奈而又令人颤栗的生命挣扎中从救人走向了自救，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走进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怪圈。但魏连殳绝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失落和生存宿命，他深知他最终踏进了自己决不愿意踏进的生命怪圈。正是由于这样的精神内省，他的失落中才裹挟着复仇的烈火。他虽然痛感自己落入了茫茫的精神荒原，但并没有走向精神的死灭，在鲁迅笔下，他“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受伤的狼”的意象正蕴含着魏连殳们的生命遭际和精神抗争，他们在反抗中绝望，而又仍然在绝望中反抗，以向传统社会意识的外在妥协来实现内在的精神反抗和复仇，也用自虐自戕来宣泄精神上的郁闷和仇恨。魏连殳们的可悲在于他们又被历史的惯性拉回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中；他们的难能可贵则在于虽则伤痕累累，但仍然要厉声嗥叫，即使生命走向毁灭，精神上却永远是一匹抗争宿命，足以让传统秩序和社会“庸众”颤栗的狼。
　　我绝不否认《孤独者》是鲁迅在渴望表现内心苦闷的强大冲动中完成的，我也不得不承认这篇小说是把作者自己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并通过小说与现实生活的间离效应来巧妙地画出自己的脸和心。也许鲁迅当时并未刻意要表达什么自我心灵历程之外的东西，但因为他的灵魂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晓明语)，才使得他“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这样，鲁迅在《孤独者》中所呈现的自我灵魂就至少具有了涵盖中国近现代觉醒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艺术张力，鲁迅那刻骨铭心的痛苦的个体生命体验也穿透了小说表达的有形空间，成为在历史宿命中进行现代性追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生命体验，并昭示着后来的知识分子抗争历史宿命的神圣而悲壮的道路。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曾不止一次地迎来走出历史宿命的契机，但当一个民族认同历史宿命的精神体认成为一种稳定甚至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时，那种在封建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历史宿命的巨大穿透力所形成的浓重阴影，就不可避免地要笼罩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我认为，时至今日，还没有谁像鲁迅这样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感揭示得如此令人怵目惊心，还没有谁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抗争历史宿命的精神历程做出过如此深刻的窥探和富有历史穿透性的把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李后主词“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确认，鲁迅的《孤独者》绝非王国维所批评的“自道身世之戚”的作品，它所呈现的自我灵魂担荷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重负和现代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