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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说的经典之作
作者：吴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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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在文学主张上，继明代公安派之后，力倡“性灵”说；其诗文俱佳，成为其文学主张的成功体现，真率自然、情趣盎然。这篇《峡江寺飞泉亭记》就是其代表作。该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现行初中第五册语文课本。
文章一开篇，就直奔主旨。“余年来观瀑屡矣”表明袁枚以观赏瀑布作为自己的旅游喜好和审美趣尚，犹如别的旅行家、文学家对山、树、江、云等各有所好一样。“屡”，在语义上是言其多，就不仅体现了上述的喜好、趣尚的独特性，而且体现了丰富性。这一点对于解读下文颇为要紧。在这么多的游历中，他惟独“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情有独钟、难舍难分，其原因何在呢?作者紧随一笔点出：“飞泉一亭为之也。”第一句就主旨明确，将自己的主观喜好，不作任何修饰地点示出来。这里有“性灵”派真率的审美特点，同时，这一句扣合的是“意难决舍”的“意”，这又体现了“性灵”派重“意”，重主体感受的审美特点。这一句从话语现象上看，明白而清晰，但从话语意脉上看，却存在着一个隐含的疑问：作者看的是“瀑”，难舍的却是“亭”，两不相及，然而，这正好为下文拓开了笔路。
但是，随后的笔墨并没有顺势而下，却是甩下飞泉亭，另开笔径，畅述自己的“观瀑”感受。这就使文情有了波澜。“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仍然扣合自身感受，扣合“性灵”笔法来写。其感受的核心是：既要满足视觉的愉悦感受，又要满足身体的舒适愿望。如果仅获“目悦”，却“其体不适”，那就无法“久留”，保持长久的审美观赏兴趣。下面，作者就举了自己亲历的例子：浙江的“天台之瀑，离寺百步”，相隔过远；浙江的“雁宕瀑旁无寺”，其他如江西的庐山、广东的罗浮山、浙江青田县的石门山，“瀑未尝不奇”，但游人都曝晒在太阳之下，蹲“踞危崖”，就“不得从容以观”，犹如“倾盖交”，匆匆一面，“虽欢易别”。这里暗承上文的“屡”，看得多，才有比较，实际上隐隐回答了自己钟情飞泉亭的原因。到这一步，文章的特点便露出来了：所有描述来源于主观感受，而感受的焦点则是目悦体适——视觉感受和身体感受同时愉适。这一小节对其他瀑布景点施抑笔，是为了从反面褒扬飞泉亭，欲扬先抑，效果更佳。
经过文势抑扬，文章便进入直接描写部分。一个“惟”字，有撇开他山，独写此山之意，文脉得以聚拢。“粤东峡山”，指广东清远县的峡山。它虽然“不过里许”，不以高大著称，但是，“磴级纡曲”，不是直上直下、坡陡难爬，显得从容舒坦，此为“体适”之一。又加之“古松张覆，骄阳不炙”，清爽宜人，此为“体适”之二。此处文章则对比了上文的“暴日”之苦。于“体适”之外，还看到一种奇特的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它使人“目悦”，从而丰富了登山的感受内容和描写对象。“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作者不禁脱口而出一声赞叹：“奇已!”迸发出审美惊喜感。可见，作者登山过程心情不错，迥异于别处。这为下文描述目悦而体适的飞泉亭观瀑又作了感受上的铺垫。
接下来便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但是在笔墨配额上，写瀑只一句：“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可谓惜墨如金；但是写亭却是洋洋洒洒，则可谓泼墨如雨。略加寻绎可以看出，本文的笔墨线索在感官上是目与体，在感受上是悦与适，仅有其中之一还不行，而是要两结合，派生到具体的景观上则是瀑与亭，这又是一个两结合。然而，作者没有平摊笔墨，从一开始就标示着他更重视体、适、亭，把握了这一点，才能很好地解读本文。身体舒服、舒适，心情也才舒畅，作者在本文中所要体现的“性灵”派感受性特点在这里得到强化。“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到这一步，作者正式点出了他所要描写的对象。“旁”字对应了上文所述瀑旁无亭之苦，“室”则表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亭——“惟有此亭无一物”(苏轼《涵虚亭》句)——四面皆空，而是修建成“室”了——“八窗明净”，这正是作者踏破铁鞋所寻觅到的理想处所。喜悦的审美情感渐上笔端。“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开阖之间会出现不同的审美景象，形成不同的审美感受，笔端喜情加浓，遂致笔墨喷溅：“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砚，可瀹茗置饮。”可以满足人的身体和文化的诸多需求，这便是“适”的完美体现。作者的喜情继续高涨：“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作者终于站出来拍手赞赏道：“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视同仙人一般，是最高档的赞美。行文至此，文章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两结合：欣赏瀑布的自然山水审美意识，濡墨品茗的文化审美意识，而这次的两结合，作者的着眼点是：声。从而在文路上形成视觉形象的观瀑向听觉形象的听声的转化。而作者对声的渲染，则着意于声的交响。先写弈棋，这显然是文化行为。作者没有着意于孰赢孰输，而是写出声的交汇：“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再写吟咏，这同样是文化行为。“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接着作者表述了自己所企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天籁人籁，合同而化”，自然人文，合而为之，同奏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这正是中国文化、美学天人合一，自然人文融化精神的具体表征。“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其审美感受的意外获得，正是作者“屡”次追求的意中实现。其喜情溢于言表，主观感受再次露出字面，但作者笔锋却一转，又落在“亭”上——“亭之功大矣”!“亭”是作者的笔墨重心、审美重心，于此也再次显现构思意图。在作者看来，这一切都是“亭”所提供的、所赋予的，这就把“亭”之功能、功效推到极致，也把全文推向高潮。
随后笔墨一挪，笔势遂一跌：“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坐久”显示爱之既深，“不得已”是因“日落”所致，表现了情绪的无可奈何、感受的无限眷顾，反转过来突出了飞泉亭观瀑之“体适”，突出了作者审美的高峰体验。接下来交代写作此文的缘起，没有流于一般的叙述程序，仍然是“性灵”做派，突出感受。“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流露的是对不知识赏者的惋惜之情。“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以他日梦回魂绕的想象之言，强化了眷念之情，复以僧人的点示：“公爱之”，进一步提点了作者的热爱之情。于是，在文章结构上，虽属于主干之后的尾声，但是，由于作者几次挑起感受波澜，遂成为高潮之后富于情绪浮荡的余波涟漪。
通过自然环境中的弈棋、吟诗活动，增添了观瀑的文化氛围和书卷气，并以天人相合的精神，提升了文章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境界，体现了中国文人雅文化行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特征。这是本文思想亮点之所在。
跟整个宋代思想理学化、文学议论化倾向相同步，散文则出现理念化，自然对象不是审美的终极目标，而是借以发表议论、表达某一理念的载体。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石钟山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等。到明代随着公安派“性灵”说的出现，中国散文审美出现重要变化，不是理性化，而是感觉化，所表现的是审美创作主体的感受、感觉、情趣，经验主体的色彩很浓，例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和《虎丘记》等。“性灵”说在清代得到延伸。就本文而言，它虽属于游记散文一路，但不同于通常笔法，不是把审美重心放在对象世界上，而是放在审美感受上，这便使本文具备了“性灵”说的基本特点。
它所描述的不是经国之大业，也不发表宏深之议论，而是表达旅游中生理的某种感受——“体适”。这就把散文引入最寻常、最普通的生活和感受世界中来，告别宏大叙事。并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种感受的喜好，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心声的自由表达。
在结构上不是根据景物而移步换形，也不是根据理思而起承转合，乃是根据感受而委曲抒露。它不是理思化散文，有着一望而知的事、理，景、论两大板块模式，而是不拘一法或成法，让感受如细流涓涓流注在字里行间，渗透进文章肌体之中。本文就感受的内容而言，有憾意、有惊喜、有满意、有赞赏、有无奈、有眷顾等。就感受的表达而言，有起有落、有抑有扬，还有高峰体验后的些微失落，富于节奏性。因观瀑“屡”多的经历而萌生“其目悦，其体不适”的非平衡性缺憾。由未得而去觅得，一旦觅得，则尽情占有和享受，飞泉亭内的适情适意不断强化和浓化；俟餍足人心，则又出现曲终人散，“不得已下山”的惜情。它典型而完美地体现了“性灵”派的构想、运思、传达特点，遂成为其经典之作。
二○○四年七月十三日于南京
附：
峡江寺飞泉亭记
□袁枚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宕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磴级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余，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砚，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僧告余曰：“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曰：“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曰：“无征不信。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曰：“诺。”已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