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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杂诗》（其一）母题解读
作者：王力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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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及，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李善注《文选》将此诗列为曹植《杂诗》六首其一。治曹植诗者大多认为该诗为曹植思念其弟曹彪之作。曹植在其生活后期，备受曹丕、曹钮压制与迫害；因此，其生活后期的诗作，也多为悲凉哀怨之辞。此诗字面上就有“悲”、“哀”、“伤”的字眼，悲伤之情可谓显矣。也可以说，思亲怀人之悲情就是该诗的主题。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解读该诗隐潜的母题及母题架构，则可更为全面地诠释该诗的主题表现及其深邃意蕴。
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主题(theme)与母题(motif)往往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术语①。我认为，主题是作者即时即地(here—and—now)所触发的思想意念，是作品显在的内容主体；母题则是主题潜在的文化底蕴，是作品中具有悠久文学传统(literary tradition)与观念历史(the history ofideas)的文本基因意涵(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ual unit)②。
从曹植《杂诗》(其一)全诗看，作者是在萧瑟的秋景中抒发其悲凉哀怨之情的；这与他另一首思念曹彪的诗作《赠白马王彪》的描写甚为一致：“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显而易见，“悲秋”，正是这两首诗的共同母题。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大自然的四时变化与人类情感的喜怒哀乐是相通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即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对于这一点，董仲舒反复地强调说明：“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者诸春，乐气者诸夏，怒气者诸秋，哀气者诸冬，四气之心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虽然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但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物候的变化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四季之中，人们对春与秋的感受最为敏感。这是因为春与秋正是物候盛衰迭代之季——或万物萌生，或万物凋零。这种显著的自然物候变化，无疑更易刺激、诱发人的情感波动(相比之下，夏繁冬寂，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给人的刺激也相对为小)，故古人云：“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淮南子·缪称训》)
就一般情况而言，春与秋对人类情感的影响确实有所不同：万物萌生的春，易引起人们的喜悦之情；万物凋零的秋，则易触发人们的悲凉之感。因此， “悲秋”，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吟咏不绝的主题。 《楚辞》中就有“悲哉秋之为气”(《九辩》)及“悲乎秋风之动容”(《抽思》)的千古名句。秋景悲情互缠交织，以意念、意象或词语、句型的形式无数次循环重现(recurrence)于历代众多文学作品之中，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显要的文学母题。
秋之“悲”虽然有不同的内涵，但离别相思之悲，在“悲秋”母题的作品中，甚为引入注意。“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的《别赋》就以萧瑟凄清之景渲染、烘托离别相思之悲：“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③在交通颇不方便的古代，离别往往就意味着相思痛苦的折磨。而离别相思那悲凉、哀怨、凄伤的情感特征，与萧瑟凄清的秋景甚为相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宋·吴文英《唐多令》)“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宋·柳永《雨霖铃》)正说明了秋景与离愁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以萧瑟凄清之景渲染、烘托离别相思之悲的文学作品，在古代中国十分普遍。
在曹植《杂诗》其一之中，直接涉及秋天景色的句子是：“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与“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而其中，“悲”“孤”“哀”明显点染出作者的离别相思之情感。可见，这四个句子是将客观景物主观化，或说是景物情思化、情思景物化。尤其是，这四个句子正好处于该诗两个层次④的首端，这就有意无意地为全诗离别相思之情的抒发，建构了一个前后照应的情境，“悲秋”母题也从而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至此，我们的解读仅进人到该诗的母题层面，而未到达母题架构层面。其实，曹植《杂诗》其一的母题并非一个，而是三个。“悲秋”只是其主母题，此外，还有两个子母题：“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这两个子母题，正好隐潜于该诗两个层次首端的句子之中。
“登高抒怀”的母题，源自中国古人在生活中的传统习惯。登高所以望远，因而，所抒者多为思故乡怀远人之悲情：“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南朝民歌《西洲曲》)由于“登高怀人”母题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登高之举往往就喻含着怀人之情。正因如此，曹植《杂诗》其一首二句写高台登临所见之景(“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接下来四句即写思念远方亲人(“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及，离思故难任”)，并不会让熟悉中国古诗的读者感到突兀。
“鸿雁传书’’的母题则源自中国的民间传说：“人言雁足传书，待尽写、相思寄与。”(宋·袁去华《宴清都》)，其潜隐的文本基因意涵，亦同样使曹诗第二层次开首的孤雁南飞之景象(“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与随后的翘思怀人、托雁传书(“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之行为，得以不露痕迹地勾连起来。
三母题在曹植《杂诗》其一中，并非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意境相谐、义旨同归，起到强化、凸显主题的作用。
所谓意境相谐，首先，指三母题营造的皆是凄怨的意趣氛围；其次，三者所呈现的客观物境皆为萧瑟清秋。“悲秋”与“鸿雁传书”无疑为清秋之境，至于“登高抒怀”，虽不专属为清秋之举，然而清秋之季，气爽天高，最宜登高凭栏，加上中国古代，民间素有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有楼皆眺远，五日不登高。”(宋·楼钥《重阳》)登高之举，也就很容易与清秋之境联系起来了。
所谓义旨同归，即指三母题所蕴涵的义旨及逻辑关系是相同的：“悲秋”→触景伤情→思亲怀人；“登高抒怀”→登临远眺→思亲怀人；“鸿雁传书”→寄情于雁→思亲怀人。思亲怀人之苦，正是该诗三母题的共同旨归；其进一步的显现，则是诗歌的主题——思亲怀人的悲情抒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母题在该诗中的分布位置。如前所析，首二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便推出了一个萧瑟清秋之景，一个“悲”字的点染，更强调了“悲秋”的母题。全诗种种情、景、事，皆在“悲秋”母题的承 托下得以展现。“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则分处两个层次的首端，从而导引出二层次的思亲怀人之情。换言之，“悲秋”主母题托出全诗的主体架构，“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则托出全诗两大组成部分的支体架构，三者相互协同运作，建构起一个相当工整对称的有序化母题系统。在这个母题系统中，主母题及主体架构，二子母题及二支 体架构，是同质同构的有序协同关系，给人以相似→重复→强化效果的深刻印象。就整体而言，“悲秋”主母题奠定了全诗的文化底蕴，引导亦制约了“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的情感趋归；同时，在“悲秋”主母题的制约与承托之下，“登高抒怀”与“鸿雁传书”二子母题轻易而且不露痕迹地转化为内容主体——思亲怀人的主题。即实现了母题主题化，文化底蕴与内容主体交融。全诗的整体表现，亦从而显得更为萧瑟而苍莽，悲凉而沉郁．深邃而绵远。
① 参见Alex Preminger & T．V．F．Brogan(eds．)，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mversity Press， 1993)。PP．1279—1282．以及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 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1987)，页131—132。
② 有关术语参见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P．1280．
③ 其实，“伤春”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要母题， 江淹《别赋》即也以春景烘托离别相思之悲。前 文所谓“秋悲春喜”之说，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④ 曹植《杂诗》其一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句至“离 思故难任”为第一层次，余者为第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