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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带给我们的亲切精致和心灵伤痛——细读《玉米》
作者：李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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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从他的《青衣》就显示了自己细致刻画人物性情的写作才华，没想到他很快又写出了更耐看的《玉米》，这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如果说《青衣》不失语言的想象和情节的把握，多少还有小说作品虚构的悉心营造和设想，那么《玉米》及《玉米》系列的叙述就显得十分自然和质朴。作者在展示举重若轻的叙述技巧的同时，在文字的后面蕴涵了对现实的深层观照。虽然我们说作品在日常化琐琐碎碎的细致描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厚重感，但作品读起来很亲切，是叙述的质朴和乡村生活的自然描写带来的亲切。但恰恰是这种自然和质朴却包含了作者在文本叙述和小说技巧以及由此而延伸的作品蕴涵意义上的追求和发掘。所以《玉米》在揭示当代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深深触及了历史文化的惰性和民族心理的幽暗，“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①这也是毕飞字《玉米》这部作品的亲切所在，也是带给我们伤痛的意义所在。
一、叙述人称置换的艺术技巧带来叙事态度叙事情感的变化。造成文本阅读的亲切感，又使意味深长的语言包含了内在的叙述张力。
《玉米》细致从容的叙述是我们的批评阅读首先要肯定的，小说的叙述从容不迫，疏落有致，长长短短用空行分隔为十八节②，从第一节铺展开来，整个叙述的语气和节奏的快慢，自然商得当。总体来说，只有一个自然段的第九节像围棋的眼一样收转文气，前面的故事交待和王连方得意时的连三好事，叙述舒缓而充分。从十一节“出大事了”，叙述的进程有所加快，但也是悠扬分明。阅读的心理是作者叙述快慢的依据，就像日子“它该慢的时候才慢，该快的时候飞快”。叙述的舒缓跳跃中，十五、十六两节又是两个凄惨幽怨的拉长了的慢板颤音，十七节的突兀是突然扬起的短促高音，引出十八节曲曲折折的冗长沉闷的空板回音之后，郭家兴一个怪异的“好”像音乐指挥棒奇怪而又合理的一顿，叙述霎时收束中断。“故事”讲述得干净漂亮，滴水不漏。这是《玉米》整体的节奏和外在的叙述特色，我们要赏析的，更主要的是作品质朴的日常叙事的内里，现代小说更为娴熟精致的叙述技巧。
作品叙述的人称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的叙述态度，而叙述态度决定和反映作者灌注在作品里的叙事情感。小说叙述强调的是“谁在讲”，牵涉的主要是人称问题，而叙事视角强调的是“谁在看”，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叙事视角聚焦文本故事情节和情节过程的人本身，也就与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价值判断有了联系。“人称决定了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叙述介入的程度，叙述隐含的判断，叙述所伴随的情感”③。这是作者在强调自己写作《玉米》的追求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玉米》的“故事”，毕飞宇用他的叙述“话语”讲述，之所以耐读且能打动阅读的人，除了日常化叙事语言外，主要建立在他文本第三人称的表层与潜在视角设置的艺术技巧上。这也是毕飞宇《玉米》多少有别于以往新生代小说叙事和作家自己以往文本的特色所在。
《玉米》的叙述人称是第三人称，与先锋小说家用“我是马原” “我是洪峰”解构全知视角一样，毕飞宇在《玉米》中用“置换”的方法解构作品第三人称的旁知视角。小说叙述中尽量避免用直接的第三人称的“他(她)”或“他们(她们)”，主要是强化叙事的既有距离而又亲切的客观语气，同时为随时在暗中置换为第一人称提供方便。人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牵连着视角的变化。“我”站在不同人的后面说话，在看似一致的第三人称叙述中有了内在不断的眼光变换。叙述者贴近不同的眼光去追踪叙述，带来透过表层的内在叙事和观照，叙事情感也就自然有了倾向性。这也是作者自己强调的“我”的始终在场。在随时触及人物内心生活与想法时，这种“在场”和“置换”就有了体贴人微的可能和信度。当叙述中出现二元对立多人在场时，作品的叙事人称在暗中置换的第一人称之外，又潜在地出现了指向第二人称的第三只眼光的暗示，这样，全知的视角自然形成。如此，也符合了作者的叙事需要和作者心目中的第一、第三人称的“平均值”的 “第二人称”的设想。我们不妨就文本开始的叙述来作点细读分析。
从第一段开始写“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一直到“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脚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作者不直接用“她”来替代直呼其名的叙述，造成相对距离的观望。看着看着，作者忍不住就要靠近一些：“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这一靠近作者的情绪就冒出来了：“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看似第三人称的叙述，在隐藏的“我”的在场和客观语气里，就有了那么一点“你”(施桂芳)应该或不应该怎样，作者很微弱的不自觉的指责和旁观者的批评意味就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叙述就转换成全知视角的议论。此段最后“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叙述的人称在暗中“置换”为“二婶子”的眼光，对立的“她(施桂芳)”被第三只眼推向了其实是“你”的指称。作者不由自主地借他人之口气在叙述中介入了个人情感和隐含的判断。这样达到了作者较为理想的，一种客观的叙事的内在倾向中又可以伴随多重眼光的审视。作者仍然渴望较为客观的叙事，所以他忍不住要在第三人称的背后不断地进行这种“置换”和游弋(全知视角的巡逻)。接下来“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的第二自然段又“置换”为施桂芳提领第一人称的眼光，作者的同情在叙述到最后时自然流露了出来：“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而紧接着的两段：“王连方却不信邪……”“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就成了贴近王连方心理的叙述态度，免不了那么一丝丝男人对男人的理解心情。“老天开眼”和“初二检查春节”两段才揭开叙事的帷幕，一切从王连方的村支书和女人开始。《玉米》整个的叙事情感也就在这样开始的叙述中埋下了基调。不同人的视角呈现事物的不同方面，使作品的意义有了深度，潜在的超越新生代小说日常叙事的批判精神就不断充实且有了彰显。
这种“置换”与潜在的“我”的在场，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机结合，他人在这种潜在“置换”的对立中成为隐性“第二人称”。作者就在这种“置换”和游弋中有了叙述的从容。简单质朴的叙述，悠闲中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流畅。作者就可以在叙事的不同阶段经常贴近每个人物，细微体察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内心感受和内心变化，使整个作品中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在人称“置换”中错位。我们可以进一步以第六节的叙述作分析说明。《玉米》围绕着王连方主要写了三个女性，除了玉米，一个是玉米的母亲，一个是有庆家的(柳粉香)，为了充分揭示女人的生存真实，作者给有庆家的这个女人灌注了不少热情，作品长长短短总共写了十八节，第六、七两节和后面的第十节的核心都是有庆家的柳粉香。“有庆家的是从李明庄嫁过来的……”“有庆家的并没有把孩子生下来……”这两段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口气讲述，把说书艺人的技巧和乡村闲话的俏皮话糅合在一起，特别是“人们私下说”“据说”“听说”的穿插，使生活本色的叙述语言活色生香。叙述者“我”的貌似客观的叙述态度其实将“话语”的暖昧情绪传染给阅读者，在看似单一的转述介绍中造成在场的错觉和亲切意味。但接下来的第三段“有庆家的和王连方的事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马上颠覆刚刚吊起读者胃口的叙述语气，另以叙述者自己完全了解的语气讲述事情的经过，但细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叙事的视角却是在有庆家的和王连方之间徘徊(也是在“你”与“我”之间暖昧不明的暗含意味中透出不自觉的同情)，更多的时候是在贴近有庆家的情感向度上言说，而在王连方的叙事倾向中多少含了调侃的意味。这种转换式或多重式内聚焦“叙述者放弃自己的外部眼光，转用故事内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即叙述者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④。其实，这种人称“置换”和视角转换在文本叙述中随时在发生。这就是毕飞宇《玉米》这个中篇饶有趣味和吸引力的深层的叙事特色所在。
《玉米》作为叙事作品的叙事技巧既有着传统“故事”的直截了当，又有现代叙事的深层意味。毕飞宇的《玉米》作为新生代作家回避第一人称是一贯立场，而回避自己文本的第三人称叙述的自我解释，只能说明对过于客观化的零度叙事的不满。叙述人称与态度，不仅使不同人物衍生互补，而且对生活的复杂性和话语的不可确定性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和揭示。“故事”和叙事“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是无法剥离的。第二人称的潜在设置，暗示了作者的叙述态度的某种改变，作者在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叙述语气的同时，又让“我”始终在场，这就让作品的现实情怀加重，叙事情感自觉介入，社会批判精神自然生发。
二、注重那些改变人物命运、影响个体生命和内心生活的重要环节，以推动叙事的深入并切入生活的内面。
在个体生命的短短长长的历程中，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上，真正改变人物命运的是一些生活中的个别环节。这些环节确实能改变人，这些环节有些是凸显的，有些是隐蔽的，这正如有人说，外在于物质的时间有时对人并不重要，而自我的心理时间可能更为刻骨铭心。一九四九年十月对于中国历史和集体的记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辉煌时间，但对一个一九五三年被枪毙的地主的儿子，可能父亲被捆绑拉走的那个早上，才会有永远的记忆，从内心深处不无震惊而又真实地感受到社会变了，生活的环节和命运的意义也就潜人他内心的记忆变成了他自己的时间。这就是生活的一个环节。
《玉米》的叙事特别注重和善于抓住这样的环节来写出日常生活里改变人物命运的环节。像改变王连方和他一家人命运的环节，在三个自然段的乡村春天景物人事的描写之后，作者的语言奇异地写到：“天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天黑了，王家庄宁静下来了。天又黑了，王家庄又宁静下来了。”然后是一个一句话的简短自然段，点明：“出大事了。”接下来又恢复了与前面一致的叙述话语。小说注重环节的叙述包含了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幽暗态度和叙事情感。王连方那样造孽和霸道，不出事才是怪事。想一想，王连方在偷别人的女人被撞见时，竟然命令：“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能做出这样没皮脸的霸道事，天上会有太阳月亮?我们想想鲁迅《野草》里写后院里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棵枣树的奇异的句子，就能明白毕飞宇叙事的策略和情感态度甚至内心的悲愤。“出大事了。”这是整个叙述的转折。作为王家庄支部书记王连方睡现役军人的女人，不捅出来啥事都没有，但捅出来却是大事，从一定的范围和意义来说，比美国出兵伊拉克还要震撼王家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主要是从一个怎样的视角和态度去观察和品味，往往是作者的态度左右着故事发展的内在情感。就像汪曾祺《受戒》为代表的小说文本，老作家虽然曾经沧海，但内心纯真的温情依然葱茏，性情的恬淡使他的作品在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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